商业时代

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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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不是平均主义

 
 


  美是和谐。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命题非常精美。艺术的辩证法强调的是,在对比、反衬和烘托中将矛盾的双方、诸方面在“对立统一”中升华为永恒,就像我们看到的所有艺术精品魅力不朽一样。

  美是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比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他将美的本质进行了还原,将艺术的辩证法归属为生活的唯物论。

  有一种对立,例如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美吗?首先,对立的,才美。地球分为两极,自然化作阴阳,人类区分男女。两极一旦融合,地球将不复存在;阴阳一旦失调,病毒自然发作;男女的悲欢离合,则是一道最具人文魅力的景观。包括贫富的对立,它首先是客观的存在,其次是辩证的发展,再次是认识论的升华。假如这世界上没有了富人的富裕,也就没有了穷人的贫穷。而如果贫富不分,不能分,不敢分,则是“对立”的悲哀——它在堵死了富人路的同时,也扼杀了穷人的富贵梦。

  其次,统一,不是真正的和谐。当穷怕了的中国人从极左的“社会主义”中走过来之后,才发现平均主义害死人。改革开放近30年积重难返的,恰恰要我们自己去舔食伤口。而关于“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的主张,绝不是要通过“二次土改”和“吃大户”来实现。

  以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办事,在穷人与富人的中间,需要一个裁判,而实现全面小康,靠国家机器的高速运转。

  进入2006年,废除农业税、提高城市最低工资额度、保证贫困生上学、实现全民医保……这一系列举措都在强调一个概念,即使是贫困,也要有底线;但是对富裕,一定严格监管。对于富人的炒房、对于富国的收购、对于国内外大量游资的警惕,都要放大到国家利益和人们群众利益上来考量。

  越来越多的人,在微软神话、蒙牛奇迹和可口可乐文化中找到了理想的寄托和创造的标的,这是中国崛起的最原始动力。而背靠国家的大树,在更健康的市场环境、更廉洁的政府作风和更公开的社会背景上,不断的拼搏,以自己力所能及获得生存的智慧,提升生活质量,在贫与富的对立统一中,保持住内心世界的平和,去获得属于自己或大或小的、或多或少的、或物质或精神的财富,那不就是和谐社会里人性回归和民族振兴的曙光吗?

  于是,当“阳光收入”例如范伟的出场费和杨元庆的年薪等不断地敲击着平民百姓那干瘪钱袋的时候,贫与富——在这种正负大对撞中闪现出最耀眼的火花:你行,我也能!

  平均主义不是和谐。而在科学发展观主张下的和谐社会能否真正到来,关键要看国家的力量。因为,中国目前所有不和谐的根源,来自于国家制度和法律的缺失,而劳动致富和正当创业还缺乏制度层面的鼎力支持。有人富得走样,一旦致富就骄奢淫逸;有人富得可怕,一夜暴富摇身一变后面目全非;有人富得蹊跷,连自己都噤若寒蝉;有人富得怪诞,钱财来得快去得也快……

  正是对平等、公正和公平等人类精神诉求的愈加强烈,关于富豪的慈善捐赠和垄断行业的工资、关于官僚的贪污和明星的豪宅、关于存款利息的调整和住房新政的实施等等,才引起人们在公民主体意识层面的关注。消除贫富差距的唯一办法,不是在保守和落后中回到“均田制”,而是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来建立“新和谐”——没有一模一样的富裕,我们要消灭的是因为制度不完善和改革不彻底而造成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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