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时代

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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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枷锁

  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开宗明义:“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这个枷锁,就是社会有效资源与人本主义难以协调发展,所带来的一种特别的尴尬—“枷锁”PK了人的“自由”。

  上海的一位女硕士因为闯红灯被课以重罚,并被曝光于各大媒体,来自于交通治理的“抓典型”带给人们的反思是—“严管”是个什么概念?

  其一,严管的主观性。因为政府有大公事要办,市民素质亟待提升,交通违章积重难返,于是“重罚重判”成为杀手锏。

  其二,严管的时效性。因为平时“松管”,所以需要“严管”,这种拉皮筋似的时紧时松、时好时坏的状况,给人造成的错觉是,政策法规形同儿戏。

  其三,严管的客观性。从“严打”、“从重从快”和“重罚”出发,到“松打”、“从轻从慢”和“轻罚”结束,原因则是“警力有限”即资源短缺,给人一种总是“无解”的印象,久而久之,政府的公信力被大打折扣。

  比较起来,来自北京的“严打”煞是好看—多部门协作、多兵种协调,要通过1个月的“狂飙行动”将黑车打成过街老鼠。石油价格飞涨,出租车租价上调已成定局,黑车猖獗,势必影响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婆婆”要在油价上涨和质疑出租车调高租价呼声不绝于耳中两全其美,打击黑车成为首要,这时黑车“不幸”成为整治的焦点。重拳出击会所向披靡吗?面对来自政策法规本身的尴尬—关于黑车的界定、取证程序、重罚重判的依据、法律法规的严肃性等,真实的情况是,无解。

  当“枷锁”被“自由”的取解和诠释,“自由”则成为“枷锁”并显得非常死板和毫无人情味。一方面,“自由”的出租车遭遇石油资源短缺的“枷锁”,造成政策法规因为无解而形成尴尬;另一方面,作为解药,有人主张取消出租车运营牌照,让黑车、白车们在“自由”竞争中自消自灭。而北京有黑车7万辆之多的爆出,则又从资源过剩的角度带来另一种尴尬——没有给汽车的“疯长”套上“枷锁”,是因为要给汽车工业“自由”。

  所有的尴尬正走向一个瓶颈,要在乘客、出租车和黑车司机中挑一个严打,当然是后者上榜,上榜的理由是非法运营。但是,无论这理由多么充分,人们还是看到了破绽:要从街道上、胡同里将车子找一个“黑”的出来,比从人群中找出犯罪嫌疑人难的多。

  在“治乱需用重典”的“严打”思维下,一些部门还是大胆地做出了一个决定,表明了一种姿态,并且下了大气力,花了大投入,动员了所有资源打响了一场场战争。想靠此起彼伏的运动,形成一浪又一浪高潮,以标语口号开路,以泡沫数字先行,在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刀阔斧中大获全胜——来自原始社会主义的农民起义式“运动情结”作祟。

  临时抱佛脚,是用来形容这种短期行为的,拿来比喻政策法规的短板,也恰当。上海的女硕士和北京的黑司机一起闯了政策法规的红灯,而在第一时间里的第一反应却是“为什么是我?”在违背了法不责众这个原理的同时,尴尬的执法者脸上写着的就是:我不信,我治不了你?

  单独选择某个人强化执法、单独选择某个阶段强化执法,总有“运动情结”的嫌疑。总是要给人以“枷锁”,无法获得来自本体的“自由”,其结果不理想,因为它不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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