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开宗明义：“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这个枷锁，就是社会有效资源与人本主义难以协调发展，所带来的一种特别的尴尬—“枷锁”PK了人的“自由”。

　　上海的一位女硕士因为闯红灯被课以重罚，并被曝光于各大媒体，来自于交通治理的“抓典型”带给人们的反思是—“严管”是个什么概念？

　　其一，严管的主观性。因为政府有大公事要办，市民素质亟待提升，交通违章积重难返，于是“重罚重判”成为杀手锏。

　　其二，严管的时效性。因为平时“松管”，所以需要“严管”，这种拉皮筋似的时紧时松、时好时坏的状况，给人造成的错觉是，政策法规形同儿戏。

　　其三，严管的客观性。从“严打”、“从重从快”和“重罚”出发，到“松打”、“从轻从慢”和“轻罚”结束，原因则是“警力有限”即资源短缺，给人一种总是“无解”的印象，久而久之，政府的公信力被大打折扣。

　　比较起来，来自北京的“严打”煞是好看—多部门协作、多兵种协调，要通过1个月的“狂飙行动”将黑车打成过街老鼠。石油价格飞涨，出租车租价上调已成定局，黑车猖獗，势必影响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婆婆”要在油价上涨和质疑出租车调高租价呼声不绝于耳中两全其美，打击黑车成为首要，这时黑车“不幸”成为整治的焦点。重拳出击会所向披靡吗？面对来自政策法规本身的尴尬—关于黑车的界定、取证程序、重罚重判的依据、法律法规的严肃性等，真实的情况是，无解。

　　当“枷锁”被“自由”的取解和诠释，“自由”则成为“枷锁”并显得非常死板和毫无人情味。一方面，“自由”的出租车遭遇石油资源短缺的“枷锁”，造成政策法规因为无解而形成尴尬；另一方面，作为解药，有人主张取消出租车运营牌照，让黑车、白车们在“自由”竞争中自消自灭。而北京有黑车7万辆之多的爆出，则又从资源过剩的角度带来另一种尴尬——没有给汽车的“疯长”套上“枷锁”，是因为要给汽车工业“自由”。

　　所有的尴尬正走向一个瓶颈，要在乘客、出租车和黑车司机中挑一个严打，当然是后者上榜，上榜的理由是非法运营。但是，无论这理由多么充分，人们还是看到了破绽：要从街道上、胡同里将车子找一个“黑”的出来，比从人群中找出犯罪嫌疑人难的多。

　　在“治乱需用重典”的“严打”思维下，一些部门还是大胆地做出了一个决定，表明了一种姿态，并且下了大气力，花了大投入，动员了所有资源打响了一场场战争。想靠此起彼伏的运动，形成一浪又一浪高潮，以标语口号开路，以泡沫数字先行，在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刀阔斧中大获全胜——来自原始社会主义的农民起义式“运动情结”作祟。

　　临时抱佛脚，是用来形容这种短期行为的，拿来比喻政策法规的短板，也恰当。上海的女硕士和北京的黑司机一起闯了政策法规的红灯，而在第一时间里的第一反应却是“为什么是我？”在违背了法不责众这个原理的同时，尴尬的执法者脸上写着的就是：我不信，我治不了你？

　　单独选择某个人强化执法、单独选择某个阶段强化执法，总有“运动情结”的嫌疑。总是要给人以“枷锁”，无法获得来自本体的“自由”，其结果不理想，因为它不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