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时代

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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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新政


“等咱有了钱,买高档汽车,想买奔驰买奔驰,想买宝马买宝马,一次买两辆,前面开一辆,后面拖一辆;等咱有了钱,想上欧洲就上欧洲,想去美洲就去美洲,一次包两架飞机,一架座机,一架护航……”

  这一流传甚广的无厘头段子当然是穷人们在贫困的煎熬中用来寻开心找乐子的。但是,在喷饭之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穷人们认为几乎是遥不可及的生活在一些富人那里却是家常便饭,虽然没有段子中描绘的那么荒诞,但用穷奢极侈来形容倒也并不为过。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目前整个山西省私人拥有悍马、劳斯莱斯、宾利等顶级豪华车的数量超过100辆,车主绝大多数是私人煤炭老板,对于一个人口3300万,人均GDP排名中部地区第四的省份来说,这样的密度令人咂舌。

  数字显然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

  贫富差距所导致的消费不均衡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在地区、城乡、阶层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一部分人的奢侈品消费特别是非理性消费行为会引起民众的负面情绪,巨大的消费反差成为造成社会不和谐以及“仇富”心理形成的重要肇因。

  对于贫富差距危害的认识和调整,早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就有所体现,《建议》表明,为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政策取向今后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这就意味着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将开始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

  作为一场对财富增量分配的改革,“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也不是让已经先富起来的部分地区和人群停滞发展或倒退,而是强调发展机会上的均等,以公平的市场和社会环境激发国人的奋斗精神,使中国真正成为“勤劳人的乐园”。

  但是,“文明是财富的绝对增长和相对集中”,在这里,“绝对增长”的量是民众福祉得以提高的基础和前提,而“相对集中”的度则表征着社会的公平程度。因此,在提供均等的机会这一“治本之策”外,对财富存量的调控这一“治标之举”也同样不能漠视。

  于4月初开始施行的自1994年以来最大的消费税调整就是这样一次针对财富存量的调控,它突出了合理引导消费和间接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表明了中央政府通过税收手段,限制高消费行为的决心。

  这样的调整当然会有它的局限。比如,对于那些“等咱有了钱,专拣贵的买”的对价格不敏感的主儿,消费税就无能为力;而由于消费税是在生产环节征税,所以它对那些在国外生产的产品也是鞭长莫及。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掩盖此次消费税调整的信号意义,它表明,政府在确定了“共同富裕”的主调之后,又开始在财富存量的调控和抑制过度消费的层面上开始了缩减贫富差距的努力。也许,这次的税收改革更像是一种先声,它所昭示的将是一种长期而持续的努力,这种努力的指向将是收入的公平、民众的福祉和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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