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时代

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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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悖


  美是和谐,是西方人从一开始就建立的民主制政体。上层建筑的“和谐”,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和谐”,西方人赶上了近代工商业革命的快车。

  “美”字的形与义,是“人”顶着“羊”为美。中国人从一开始比西方人更务实的认知了“和谐”的真谛。而在后来的文化发展中,“和”甚至成为了其深邃的精髓。如今,我们甚至可以将它挥舞起来引导全人类对于共同命运的诉求,甚至可以为西方快车导航。

  人类好勇斗狠的天性反映在商业竞争上,就像战争一样残酷。成功,意味着利润、就业、股价上升;失败,则是破产、失业、股价下滑和一蹶不振。

  在科技无限“疯长”的状态下,商业的竞争谁是最后的胜者?胜者,一定为王吗?
  
  天问:当劳动成为商品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把双刃剑。19世纪英国的路德运动就是一场旨在捣毁机器避免大面积失业的自发行为。而诺贝尔奖设立的根本动机,则是对科技发明的忏悔。就如同发明一种卡而“解放”售货员、收银员和售票员,反面则是对生存、生命和生活的一种扼杀。

  但是,科技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因为科技投入的是金钱,掌握金钱的是资本,而资本有一个规律在运作,所以卡肯定会被发明出来——为顾客带来方便,为商家节省工人开支,为科技公司创造利润,他们好去开发更多的产品——失业率,是这样炼成的。

  德国18世纪的诗人歌德,其家庭生活非常优裕,他写了一本名为《浮士德》的诗剧用了60年。这个不靠发稿费来买米的文人在他的作品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如果浮士德总不满足现有的生活,魔鬼就想方设法让他过上想过的生活,而得到满足。这种满足的标志性感叹语是:“你真美呀,请停一停!”最后,就如同读者所看到的,浮士德感叹着发出赞美的对象,是变沧海为桑田的——劳动。

  拒绝文明,是一种怯懦;远离科技,是一种愚昧;不再劳动,则是最怯懦、最愚昧和最悲哀的选择……早晨,机器人将我们从睡梦中唤醒、电脑为我们准备好早餐、然后驾驶着自动控制的汽车来到人造湖边,电子鱼竿猜到我们想钓的电子生态鱼,最后在湖边有机器人给我们烹饪完成……

  这样的生活,有意思吗?这样的日子,一定会来的。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现行思维。这样的日子一旦来临,到时候你知道什么最值钱吗?是劳动!人们将用自己的积蓄去购买劳动,就像我们现在去购买饮食和服装一样。稀缺的才是商品。到那时候,一种特别的情景会流行,人们会来到乡间恳求农民说:“让我干会儿活吧”!

  我们索性在这里对人类在未来世界里的全部猜测、幻想进行一次最公开的讨论——如果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商业发达之后,劳动成为最紧俏的商品,那是人类的盛大节日,还是灭顶之灾?

  是劳动,创造了人。不再劳动,没有必要去劳动,我们将变成什么?
  
  公信:看短信如何赚钱
  
  一方出售,一方购买;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看上去是那么合情合理,做起来顺风顺水,例如——手机短信。

  令发明手机的人想不到的是,事情往往会不依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为用户增加手机的新功能,结果却让运营商们成为真正的赢家。运营商们凭借着自己拥有的设备而垄断了短信业务。他们想法设法地“促销”手机短信,当那些以为发短信比电话费省的老百姓以为可以省,而尽情发的时候,他们再一次因为集体无意识,而陷入了电信部门其实没费什么事就挖掘的陷阱里。

  媒体,即使是最权威的媒体,也来赶这场“赚钱盛宴”——参与节目,发送短信,赢取奖品这三大杀手锏使媒体成为手机短信的第二座富矿。

  紧接着,一些文人以短信写手的身份来瓜分残羹;再是“黄段子”和“中奖骗局”甚嚣尘上;最后,手机短信和手机本身到了最危机的时刻——手机病毒发动了攻击。

  在电信、媒体、写手、骗子和制毒这五者中,最具威胁的是赚不到钱的病毒制造者。但是,他们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印证了自己的价值。这和那些想方设法赚到钱的前四种人,效果不同,动机各异,但本质相同——能赚到钱固然是好事,赚不到钱求个心理平衡也不错。

  人性,真的如此脆弱?追求,就是这样原始?最该批评的是媒体。他们最新、最先进的理念是“受众就是衣食父母”。而随着媒体的改革,市场化的媒体和商业化的商家没有什么区别了:赚钱就是硬道理,收视率就是大盘子,手机短信参与就是真理。

  最可怜的,是那些天天打开电视或来到现场,跳着叫着“李宇春”,忙不迭地发短信的类似平民选秀节目的“粉丝”们,他们不怕花钱,不惜时间与精力,积极热情地参与一个节目,捧红一批明星,收获一种期许,然后在闹剧里陶醉……多么可爱的观众、多么简单的追求、多么高尚的意念!而不幸的是全被“赚钱”扼杀了。他们只能认可,他们只能接受,他们要文化生活,就跟他们要穿衣吃饭一样。于是,他们乐得为此付费,他们愿意被“宰”。余下的,就是有谁还能超越,还有谁能够策划更好的“观众制造”,还有谁能够将短信赚钱进行到底。

  最聪明的商家,从来不一次赚个够;最伟大的商战,总是以“培养”顾客,“储备客户”和对本行业、本产业休养生息的“生态保护”为前提。而最蹩脚的媒体,总是以先挖到富矿和一次采个够而告终。而那些终于明白过来的跟进者和分食者所能做的,除了模仿,还是模仿——你要看球吗?请发短信;你要选秀吗?请发短信;你要参与吗?请发短信……谁的钱都赚,什么钱都赚,什么钱都敢赚!

  我们是否应该这样理解,老百姓和商家之间除了赚钱,就是被赚?我们是否已经被告之,当一个正在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进行伟大的民族复兴大变革的时候,推动它的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天真:吴敬琏PK郎咸平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天真的。这种天真,我们从爱因斯坦、爱迪生和鲁迅和贝多芬身上早就获得了破译——就像儿童一样的率真,如同天外来客般的超脱。

  真正的经济学家,其实也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按这样的尺度来衡量,当首推的则是孔子和孟子。尽管他们所处时代商业经济不发达,但他们的学说却是建立在“民生”的基础之上。于是,谁能够从关注民生的前提出发,来做经济,谁就可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学家。

  严格说来,吴敬琏和郎咸平,他们都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原因是他们都是从关注“股民生”而扬名天下的。但是,他们都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已经将目光从股市挪到了一个真正“民生”的,甚至是“国生”的领域——国家的改革。

  当中国的改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在“不流血”中由上而下地展开和推进时,能够获得今天的成功和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人民群众付出的巨大的牺牲。在城市,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失业的工人;在农村,是那些开始富起来、没有富起来的农民;在学校,是逐渐担起重任的知识分子、新一代大学生……还有转业军人、离退休职工和成千上万为改革甘愿“重新再来”的人们。

  人民群众,是最天真无邪的。但是,当不那么天真的学者们看到了收入差别过大、国有资产流失、上学难、看病难、高房价等问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的时候——改革PK了改革!

  从去年的“郎顾之争”到今年的“吴郎之争”,其焦点已经非常明显,一是谁为改革买单?二是改革到最后,谁是受益主体?真希望被人们尊敬的学者,能够跳出各自的学术领域,睁开眼睛看看世界的过去和现在,看看中国的今天和明天……郎、吴,你、我,甚至所有人都应该来讨论一下这样的问题——市场化的前提,是什么?市场化一旦完成了,应该是什么样?

  我们期待的局面是,中国人在富裕起来的所有过程中,都能够处理好“金钱与道德”这对范畴,对市场化的中国式“中和”做精彩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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