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时代

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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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精神与伪商业精神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有一个著名的“中国命题”,即他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有一个惊人的论断: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也就是产生发达的现代商业经济,是因为缺乏一种宗教伦理可以作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的“杠杆”。
  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的士人阶层“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层”,他们所代表的正统价值体系就是“儒教”。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从而断言:儒家伦理“不可能成为推动出现资本主义的‘杠杆’”。他将儒教与西方的新教作了分析比较,而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儒教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近年来,马克斯•韦伯的“中国命题”已经成为人们争辩的焦点。
  
  儒家伦理的商业精神
  
  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才进入理性的商业阶段。其间的质的区别是,经商出于原始的、野蛮的、非理性的财富冲动和经商出于受社会伦理约束的、理性的财富冲动。中国社会更早就经历了这种转变。
  考古发现断定,郑州商城为“商代第一都”。古代河南是中国旱作农业的起源地,也是中国商业的起源地。郑州是“大商文化肇源地”的核心地区。商业起源于商部族,甲骨文的商字其本意为货架上放置货物进行交易,商部族因善于经商而成为以后商人、商业的代称。东周时郑国还诞生了第一个保护商家利益的法典《质誓》,体现了政府对商业利益保护的坚决的态度。“子产为相,市不豫质”是对历史上郑州地区良好商业氛围的最好记录。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商业与农业、手工业同步发展,其社会经济已经是一种早熟的商业经济。汉代的南阳孔氏、洛阳师史氏、卜氏都是以经商而著称;唐代洛阳作为陪都以商业发达著称,并在东南北三市中设立管理市场的官吏“市长”;宋都开封以人口众多、商业发达而成为著名的国际大都会,《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当时京城的繁华。敬,原是儒家伦理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晋商把儒家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商业之繁盛。再如,“贾而好儒”是古代徽商的显著的特点。“贾而好儒”使徽商能够接受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影响,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制利”、“诚信无欺”、“货真价实”等一系列商道准则已逐渐为古代商界共同遵守。
  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伦理不能提供商业精神动力的论断显然缺乏历史根据。阻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官僚化社会体制和官场意识,不是儒家思想。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历史事实,也与马克斯•韦伯的“中国命题”大相径庭。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此,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彼得•伯杰提出了“两型现代化”理论。他认为,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两种类型的现代化,除西方的现代化之外,亚洲社会也已经发展出新的、具有特殊性格的现代化。儒家伦理是东亚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源头,“从儒家伦理中派生出的自我克制、勤劳、孝敬、健动以及合理化的进取创新精神,共同促进了东亚国家的经济奇迹,儒家伦理,构成了这一地区晚起步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精神动力”。
  韩国釜山大学金日坤教授则从儒家思想所主张的秩序原理去探讨它对东亚经济腾飞的正面意义。他认为,儒教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教伦理具有与其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伦理观念,如勤奋、诚实、节俭、“相助共生”等发挥了类似古典学派所说的新教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
  而遍布于全世界华商获得的成功,“儒商”的盛行,更印证了儒家伦理是另一种商业精神的来源的判断。人们开始明白,商业精神更可以源于儒家伦理。
  
  中国的伪商业精神
  
  中国的儒家伦理,在宋代之后有一个急剧的变化,那就是二程理学的兴起和演变为逐渐占据正统地位的朱熹道学。以“入世修养”和德治为主要诉求的孔孟伦理,逐渐被以思想钳制为主要诉求的朱熹道学替代。“三纲五常”,“理在气先”,“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被皇帝和大臣所赞赏,用以钳制民众的思想,以至发展成道学家以理杀人、礼教吃人的可怖局面。
  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斯•韦伯的论说,也就不无道理。他说:“合理的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方是把其重点放在制造业方面,它在中国却受到了阻碍,不仅是因为没有形式上的保护法、合理的行政机构和司法制度以及征税权的具体制度,而最基本的是因为没有精神上的基础。首先是植根于中国人精神气质中的态度妨碍了合理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态度在官僚阶层以及那些迫切想当官的人当中特别强烈”。
  这种官场意识的影响,从徽商后来的衰败可见一斑。“南宋以后各代的徽商大都养成了讲信用、以诚待人、义利结合和‘贾而好儒’的商业道德,使新安商人保持着数世纪的兴隆势头,对活跃全国城乡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从消极方面来论,在新安理学支配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和‘存天理、灭人欲’等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成为徽州社会的习俗,结果产生了难以数计的封建礼教‘殉道者’,对维护封建统治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徽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胡雪岩。江春深谙官商结合的道理,乾隆对他颇有好感,赐封为内务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衔,成为“官商”。胡雪岩利用王有龄在官场上的发达,开设了钱庄、当铺、药铺,经营丝、茶,迅速暴富。后来又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徽商强烈的官场意识使徽商迅速崛起,同时也成为徽商彻底衰落的导因。儒家道统的断裂,使中国传统商业精神失去了精神动力。官商勾结,红顶商人,亦官亦商,深谙官商结合之道的伪商业精神大行其道,中国的商业精神也就随之断裂。
  
  构建现代商业精神
  
  马克斯•韦伯认为正是不讲道德追求私利的行为,使社会冲突剧烈化,使商业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甚至使经济活动陷于瘫痪。
  从竞争参与者的利益调节的角度看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教授关于非合作博弈论的论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竞争和市场的看法,也证明了非合作博弈及其均衡解的存在性,从而揭示了博弈均衡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纳什均衡”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提出了挑战。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而“纳什均衡”则引出斯密原理的一个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纳什均衡”提出的悖论实际上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石。从“纳什均衡”中我们还可以悟出一条真理: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约翰•纳什教授认为:“在彼此获益的竞争中,需要彼此重视均衡”。因为在利益博弈当中,合作才是有利的“利己策略”,因此彼此获益的竞争中应当选择合作的策略,也就是竞争参与者都应该以敬业、诚信、节俭的规范来要求自己,以保持公正与和谐。恪守商业精神对所有的竞争参与者都是最佳的策略。
  任何商业精神不得到所处社会的公认,它就不可能有效地规范商业活动。因此,构建中国的商业精神,就必须使敬业、诚信、节俭与儒家伦理为根源的中国现代社会伦理相适应,而具有自己的特色——敬业:自强不息,生财有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诚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节俭: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
  商业精神本质是一种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它的建设,也就必须符合价值观和伦理自身发展的规律性。一般的讲,它的构建需要经过如下的过程:
  灌输。对于现代商业精神需要认知。因此可以用传授知识的教学方法进行商业精神教育,这也可以称为商业精神灌输。
  熏陶。人们需要通过审美活动来完善关于商业精神的审美心理结构,因此陶冶情操更应集中于下列几个方面:有针对性的文艺欣赏、商业活动中人伦景观的审美、环境美学设计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约束。商业精神的核心是职业道德,而这只能依靠职业道德规范的约束,包括外来的舆论、纪律、制度等他律性的约束,以及自身的道德信念和价值观等自律性的约束,然后才能最终形成职业道德习惯。
  修养。通过反思自身职业生活中的行为,进行审美评判,从而自我调整有关商业精神的内在审美心理结构,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
  总之,借助于商业精神的灌输、熏陶、约束和修养,交替使用认知的和审美的两种手段,构成有效的商业精神教育过程,能比较好地完成商业精神构建的任务,达到构建商业精神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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