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时代

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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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的幼稚病

一个是新经济,一个是WTO,中国企业在险象环生中左顾右盼,如坐针毡,如履薄冰。


  “这是一个混乱颠倒的时代,倒霉的我却要重整乾坤”。因为“倒霉”,所以才要“重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拼个鱼死网破,也许就有了生路。于是,在踉踉跄跄中,中国企业奋起直追世界500强。

  要不是有上面的“调控”,要不是有下面民间的“拉不动”,中国企业难免要再来一场“大跃进”!有病,病得不轻,病根未除……
  
  积累,散落的土豆
  
  “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经济实体”,这个定义中有一个要点,即“独立”。“独立”的才是“实体”,是“实体”才有实力,有了实力才能称“强”。中国企业缺的就是实力。

  企业家们最喜欢两件事,一是“上面的扶植和倾斜”,二是“下面的同情和支持”,这其实就是不想独立、不愿独立。而不会独立,是病根!

  哪一个资本家一开始就有实力?李嘉诚靠眼力找机遇、摩根靠融资才发迹、卡耐基靠人才成为钢铁大王、比尔•盖茨靠技术跃升世界首富……积累、积聚、才能扩张。

  积累,中国企业患有先天幼稚病。大企业靠国家,小企业靠地方,国企靠银行,私企靠贷款。资本流通中总是在“投入”那个环节上“较劲”,而积累,总是一笔怎么也算不清的帐。没有或缺少积累,企业不能“约束”自我的行为,在拼老本、抽筋扒骨中“自主经营”,那不就是死吗?

  即使已经死了,也要找个“能人“救一把,找个“菩萨”保一回,在重组后的集团里绝处逢生,在集团倒闭后分一杯羹——这是办企业,还是搞起义?这是干正事,还是闹着玩?

  经济和政治是不分的,正与邪是对立统一的,在这振振有词中,毁了基业,没了根本,亏了实力!于是,我们看到那更像“政治实体”的企业,在邪与正的“辩证”中败坏了我们好大一个家——总是捉襟见肘,总是欲言还休,总是踩不准点儿,总是找不着北。

  当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之际,人家忙着“兼并”和“整合”,以便用更强的实力,在增加“积累”的前提下扩大“产出”,占领市场制高点。而我们在干什么呢?“子弹”已经快要打光了!不说在建项目,不提研发基金,生产资金够用不?

  小而散、低水平恶性竞争、市场无序、资源浪费,中国的企业因为不重视积累,就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一麻袋土豆,土豆与土豆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有机联系,只要麻袋一松开就散了”。

  我们的企业,有多少能“独立”生存的,有多少是“实体”的“土豆”?在这样的状况下,“土豆”的升级、集成、集约能成功吗?
  
  竞争,盲目的拷贝
  
  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就像一个巨大的“平台”,吸引了无数的竞争者,使之创造了比封建社会的总和还要多的物质财富。而这种竞争,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机器制造业、材料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电子工业、计算机业……牵一发动全身,你随便从哪个地方“挤”进来都有事干,你无论什么时候“拼”上来都有“戏”看。竞争,唯有竞争,你可以赔,可以赚,可以再赔,也可以再赚,只要你能!

  有机的联系,产生的是有序的竞争。如果没有那个“有机”,即事物的客观的联系,如果竞争起来,那就不仅是无序,简直就是无益。

  “东边有山,西边有河”——东边的山“复制”到西边,西边的河“拷贝”到东边,这就既有山又有河。大竞争拓宽大市场,大策划发动大流通,很自然便可以大踏步地进入新一轮“大竞争”。
  说得比做得好——有拼广告的,挤在一起买断“黄金时间”,销路大增后,甚至“卖断”了后路,以至走上了绝路;有拼市场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要在北京发起“总攻”,“拿下”北京,就是“占领”全国;有拼价格的,你打七折我就打五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最后都成了“半死不活”。

  分析起来,之所以敢这么“竞争”,是因为企业没有“独立”,还没有建立良好的经营机制;之所以就这么“竞争”,是因为企业家还没有修成“竞争”的“正果”;之所以还这么竞争,说明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很不成熟。

  机制,企业的经营机制——如果真的扣住了市场需求的某一环,如果真的找准了消费的突破口,那企业就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经营起来就能举一反三,如行云流水。没有市场急需、技术过硬、品质超群、服务上乘的产品,却还要在广告、市场、价格上和人家“竞争”,凭的不是真本事和真功夫,不是本末倒置吗?

  这些年来,在浮躁、浮夸、浮动中,多少企业昙花一现,多少企业吃尽苦头?“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是随人作短长”,在低水平的“拷贝”中慌了神,花了眼,走了样。
  
  决策,危险的多米诺
  
  市场经济,贵在决策。科学的市场决策,可以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可以在兵贵神速的默契中,达到天人合一的极致。而盲目的市场决策,所导致的则是在投资、运营、绩效等一系列环节上的失误,即所谓“一着棋错,满盘皆输”。

  计划时代全靠“一刀切”。决策,凭的是领导意志,命令主义。据说前苏联某个农庄当年土豆种植计划都要由中央委员会审批。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造成的危害殃及至今。终于盼来了市场经济。在“开放搞活”之际,于卧薪尝胆中摩拳擦掌者,登高而招见者远 ;于幡然省悟后跃跃欲试者,声非加疾而应者众。小到庭院经济,大到跨地域合作;粗到近海养殖,细到裁剪干洗;低到家畜生产,高到影碟磁盘……从品种到规模,从投资到立项,从生产到经营……于一个早晨爬起来就跑的国人,一窝蜂似的撞开了市场经济的大门,并且绝对地相信,我们的市场经济马上就要与国际“接轨”,与全球实现“一体化”了。

  这首先是一种纯朴,毕竟大家都在动起来;这其实更是一种天真,因为思维的简单。在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之际,变简单为“复杂”的头脑们,几乎都在寻找“热点”:如运作方式上的“对缝”、连锁,产品供应上的彩电、空调、DVD 热,再如生活升级上的保健品、人体包装、商品房热,其它如上学热、考证热、健身热、古董热、大片热、邮票股票热——热得天翻地覆。

  这种种东施效颦的跟风,这些几乎不加思索地炒作,造成的必然是“一窝蜂”似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的“过热”。而最为可怕的是,即使是在发达国家那样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旦出现“一窝蜂”似的“过热”,其结果也同样是“过剩的危机”。

  “过剩”意味着经济的萎缩,其次是市场进入萧条,接下来就是极为艰难的产业调整和资产重组。资源在极大浪费后重新配置,企业只能在岌岌可危中以图东山。

  我们存在着实力的差距,原因呢?是务“虚”的不够。例如,被人家视为科学决策根本前提的市场调研,在我们这里却没有应有的认同。国外的权威观点认为,包括企业决策与目的、营销目标与计划及其执行与修订,都是建立在咨询、调查、研究这个属于务“虚”的核心环节上。虚与实,辩证法的一个范畴。运用得法,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里,市场调研的务“虚”,是艰苦细致、扎扎实实地付出辛劳,才可以得到回报的“实事”。

  像这样的实事,在我们这里,常常是被短期行为所取代,被主观主义所替代,被封建意识所淹没。没有科学的市场分析、客观定位、投资预测等最基本的准备,没有对消费结构、收入水平、市场需求等最起码的了解,那所谓的“拍板”、“决策”便只能靠决策人拍脑袋、拍胸脯,而后被大家“民主”地一致通过。

  既然不屑于“实事”,何以能够“求是”?于是,我们在坐井观天中,捞着那水中的月亮——盲目造市,仓促上马;我们在穷则思变里,走不出因虚与实难辩而如坠雾里的轮回——例如重复建设、产业同构。

  当差距就在那并非微妙的“玄机”里时,我们缺少了一猛子扎进去的韧性、缺少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拼劲、失去了我们“冷眼看世界”的沉稳与大度。而偏偏陶醉在充其量算作是“攻城”的好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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