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时代

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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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乡荣

  因水门事件而归隐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其著作《领袖们》中提到,蒋介石自大陆来到台湾后首先做的就是进行土地改革,从而铸造了台湾经济的奇迹,无独有偶,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农业的重视。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将土地改革作为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将广大农民作为重要依赖力量的共产党人却在带领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之后,因为工作重点的改变而忽视了对农村政策的坚持。

  在建国后的经济建设浪潮中,农村一直承担着为工业化和现代化“输血”的重任——通过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剪刀差,农业中的积累被大量地抽到工业和城市中去。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昨天农村的牺牲和支援,就没有今日工业化和城市建设的良好局面,如果将城市比作一个公司,在初期进行了巨大投入的农民应该是这个公司当然的股东。

  “公司”一派繁荣,按道理讲,“股东”们应该坐享红利才对。但是,当我们的农民“股东”降格以求地以“打工者”的身份来到他们曾经为之付出血汗的“公司”时,他们更多地得到的却是歧视的白眼、欠薪的苦恼和前途的迷茫。

  对此,农民们大多并不自知,由于知识的局限,他们充其量只能是在辛苦的劳作之余抱怨命运的不公而已。城里的市民们对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到底曾经融汇了谁人的汗水也缺乏明确的认识,他们充其量只是漫不经心地教导孩子们念诵“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罢了。

  然而,历史是一面明镜,它会将这所有的一切记录在案。国家也并没有忘记农村,她通过对历史明察秋毫的翻检时时检讨着自己的各项政策,试图寻得宏观经济各个产业中利益的均衡。

  从生产体制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到对重要农产品的国家计划合同收购;从以“三商”来促“三农”的“万村千乡”工程的启动到对“皇粮国税”的历史性告别,国家在 “三农”问题的解决上落子频频。

  最近的例子是,2月21日,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锁定农村,这是2004年以来中国连续第三个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不同的是,今年的“一号文件”突出一个“新”字,全面阐述了当代新农村建设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将成为未来农村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这份名为《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一改原来的农村建设主要是从微观着眼的状况,更多地立足宏观,试图将重点放在建立一个新的对“三农”管理和投入的机制以及农业产业、非农产业的大力发展上来。

  幸运的是,这次的新农村建设并不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日本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韩国的“新村运动”就是我们触手可及的成功范例。以后者为例,根据韩国媒体的社会调查,“新村运动”的社会影响和效益超出奥运会和曾经是激励和牵引韩国经济高速发展象征的“京釜高速公路”。

  以日韩为比照,在廓清了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并校正了农村经济政策的航向之后,作为农业大国的我们显然已经到了回答“我们该向何处去”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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