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时代

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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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劫”苦旅

  当“大盖帽”与票贩子对峙的镜头在电视上频繁出现,当返乡民工开着摩托车“千里走单骑”之类颇具黑色幽默的新闻开始充斥于纸尾报端,而超市里的成人纸尿裤也异乎寻常地旺销的时候,你大致可以推断出——春运的大潮已经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撇开这些颇富戏剧意味的表现不谈,将目光拉到更为普遍的现实,我们看到的则是:排成长龙的购票队伍中,瑟瑟发抖的人们接受着寒风的问候;熙熙攘攘的候车大厅内,乘车的焦灼覆盖了回家的喜悦;车厢里更是人满为患,想上厕所必须得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事。

  然而,即使有千难万难,也挡不住人们“回家过年”的热情——这种热情在几千年的沿袭传承中已经浸入了国人的骨髓。春节回家已经成了一种非选择性的需要,买票乘车已经成了一种非选择性的消费。因此,也就有了所谓“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流移动”——春运。

  “年年难挤年年挤”的春运使得合家团圆的春节变成了令人叫苦不堪的“春劫”,并引发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口诛笔伐,“一票难求”、“不合理涨价”、“站票与坐票同价”、“运力不足”等等都成了人们的矛头所向。舆论造势,但在喊了多年之后,却并未见到有什么大的改观。“势”并未转变成“能”,说明纠结其后的体制性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的触及。

  作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座堡垒”,铁路部门一直以其“唯我独尊”的地位被人们称为“铁老大”,而它自己也俨然是以老大自居,这无疑是铁路运输诸多问题的最重要肇因。

  以“不按法定程序涨价”为例,铁路部门并非如人们所讨伐的那样缺乏法律意识,而似乎更有“有意识地不守法”之嫌。德国启蒙学者利希滕贝格说:要办事公正,知道的东西无需太多;但要有理有据地实施不公正,则需要认真学习法律。对铁路部门而言,实施这种不公正的诱因显然是因垄断而带来的巨大利益无疑。

  这一问题并非没有得到过重视,据报道,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迄今,国内学术界及铁路主管部门已经提出若干种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铁路整体改革方案,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网运分离”和“组建区域公司”等,但最终都因为涉及到自身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而止步于前进路上。

  显然,垄断必须被破除,但过多地寄望于自我革新的勇气是错误的。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真实写照的“铁路改革”,除了依赖于铁路部门自身的持续努力,还需要来自于更高层面的推动。

  除了铁路系统的改革,我们还应该在铁路运输的替代品——公路和民航上动点脑筋:通过相应的调控措施发挥整个交通网的协同效应,以期分流旅客,缓解运力紧张的局面,并最终通过改善公路和民航运输服务来达到刺激铁路部门改革的目的。

  “铁老大”好像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君不见,它已喊出“东奔西走,不如铁路好走”、“左算右算,还是铁路最合算”之类的广告语。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所谓的“好走”与“合算”除了体现在票价经济实惠、安全系数高等基础的层面,更体现在服务的高质量上。而且,喊这话的,也不是什么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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