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时代

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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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皇粮国税

  早在1953年,国学大师梁漱溟就发表言论说,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是依靠农民,解放后却因为把工作重点转向城市而忽视了农民的利益,以至于“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中国城市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

  梁的言论在当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是,跳离开当时具体而微的历史细部,从现在的视角来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农村利益、农民权利的考虑不足倒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社会学家王思斌曾由此展开分析说,解放后,工业化成为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当然的志业,而在一个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工业国,积累显然主要是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来。于是,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而抬高工业品价格,农业中的积累就被抽到工业和城市中去了。

  农业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居功至伟,国家也并没有忘记农村、农业和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以农业为基础”一直作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方针被坚持着;中央一号文件也频频将“三农问题”作为其锁定的主题。

  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在只是保障因素,已不再是激励因素,它的制度变革优势已经用尽。而国家在“三农问题”上的投注却或者因为没有把好脉搏而无从下手,或者因为没有开对药方而收效甚微,更多的则是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利益博弈中消解殆尽,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面对着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于是,进行切实有效的改革就成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社会发展的经验也表明,当农业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分别下降到大约25%和50%时,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就具备了。因此,作为历史的必然抉择,从2006年的第一天开始,九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延续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

  对于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所发生的又一次深刻的变革,我们显然有足够的理由表示乐观。但是,且慢,我们也有同样足够的理由表示忧虑:税减费增之虞和农资价格上涨之患是否会抵消农业税减免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在城市化运动的“圈地”浪潮中,农户土地流转收益的损失应该得到怎样的弥补?更为进一步地,在撼动了农业税这一经济基础后,农村基层的上层建筑又该作出怎样的调整?

  况且,在“少取”之外,要想解决农业效益低、农民收入少、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我们更需要在“多予”和“放活”的层面上着力:一方面,国家应通过对农民的财政支持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国家应着手建立长效机制,采取措施保证农民增收,而从更为长远的角度看,则要大量鼓励农民转到工商业去。

  总之,作为一个交织着各种矛盾的系统工程,“三农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日之功,至少从现在来看,“当农民只是职业选择,住农村只是环境选择”,似乎仍旧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当然,或足安慰的是,作为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对“皇粮国税”的告别毕竟意味着我们已经朝着这个梦想迈出了坚定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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