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时代

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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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不亮东方亮


  人类用自己全部的智慧,直到14世纪的时候,才发现地球是圆的。而关于癌症的起因,则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认识”首先是一个过程,其次则是一种努力。在努力中走出过程,在过程中不断努力。
  以中国人的全部努力,我们在经济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过程上的差距。因为这样的差距,我们在自强不息中尚存在些许的迷茫,在迷茫中怀疑,在怀疑中又重归坚定。
  先是生产工具的革新,然后是生产力的提高,再是对生产关系的革命,最后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变革,人类社会最具亮色的,是来自经济层面的进步。这个“认识”如果是正确的,那么,中国重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日子就为期不远。
  
  西方方程
  
  类似西方人推崇的建筑,教堂顶上的塔尖直指浩瀚苍穹,与东方的圆拱形建筑风格迥然不同,西方人在“制造”上的努力,也带有走极端的架式——从吉列刀片到奔驰汽车,从好莱坞大片到汉堡包之土豆条。
  进入21世纪,西方人更是把“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奉为经典,在PC、IT等新领域中企图再领风骚。而中国制造业和印度软件业突飞猛进的发展,西方“先进分子”的“保先”大有哈姆雷特似的困惑—生存,还是毁灭?而当“中国制造”因为PC和IT技术的应用,出现了产业群和产业链的“群落”后,世界先是经济的,后是政治的新格局不是要由此而展开吗?
  如今,“专一化”的典型企业如麦当劳、可口可乐、大众汽车,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增长危机。单一品牌、单边市场、单一化经营方式,成为一道跨世纪难题。威胁它的,一是被海外市场的替代品所替代,二是被发展中市场所围剿,这些公司唯一通路是打开更大的世界性市场。
  但是,这些著名品牌会修改他们在专一化上的DNA吗?不会。因为他们太著名,在一件产品上精雕细刻,在一种通路上不遗余力,在一个赢利模式上不改初衷,曾经使他们获得了如虎添翼般的发展,也就使他们无法做任何本质性的改变。从专一化到多元化?他们不仅不敢,而且简直就是不会。
   太优秀、太高不可攀和太了不起的反面,是什么?是众目睽睽,是同仇敌忾,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物极必反:如果这个辩证法是科学的,那么,不科学的是什么?
  先是牛顿力学,然后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再是泰罗的标准化,西方人在工业革命中一跃而领先了曾经在农业文明中徘徊许久的中国人——西方国家其实是始终在完成一个数学方程式。中国人制造机器但特别强调对机器的驾驭而非依赖,中国人忽视数学强调语文,更主张在文化上的主观内省,最后是在“主观世界专一化”和“客观发展多元化”的统一中达到了一种平衡——当钻牛角尖成为时髦后,就是不改初衷。
  最有意思的是来自德国大众的一个例子,2004年11月,当他们想要将一辆做过试验的途安报废时发现,巨大的钢块从十几米的高处自由落下竟也无法将它砸扁,以至于连上海大众总经理陈志鑫也承认,这的确“有一点儿技术过剩”。
  技术过剩,市场过剩,制造过剩,当过剩成为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我们想起了沙俄末期里一种特殊的文学典型——“多余的人”。
  
  中国情结
  
  西方人哥伦布走到地球的尽头,于是他发现了新大陆。话说回来,即使中国人发现了新大洲,也绝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去征服。而相反,西方人却总把“中国威胁”挂在嘴边,一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边是以谦谦君子之风笑傲江湖。
  随遇而安,是中国文化的特征;见好就收,是中国人文主义的精髓。在西方人的文化理念中,“走极端”是个突出的特征。西方文化直接源于希腊,那是一种强调“一元”的文化属性。古希腊的四位哲人始终是将“一元”进行到底的。世界的本原是从“原子”到“火”再到“物质”与“绝对精神”。而在中国文化中,光是世界的本原就有“金、木、水、火、土”五个,而且从这个“五行”开始,建设了必须“中合”才能维持必要平衡的“中庸文化”。
  这是个区别。因为这个区别,我们看到了科技的索尼、性能的奔驰、模式的安利、创新的可乐和市场的宝洁,我们则无法看到中国大地上什么时候也成长起来类似的公司。于是,所谓“强大”就成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
  强,就是专注;大,就是将专注的成果向市场拷贝。关于专注,我们中国人不是不懂,也不是不会,只是我们本来可以和应该拥有更大的作为:专一化和多元化的“混合物”——类似化合与分解的化学反应。
  只做牙膏,专事防蛀,高露洁牙膏与防蛀,就像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构成了该品牌生生不息的命脉。最近,那个灵活机动地进行多元冲击的纳爱斯,又将“有营养的牙膏”挥舞起来叫卖,这个总是靠剑走偏锋的本土品牌之所以变着法的折腾,是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纳爱斯公司的前身是一家地方性国营化工厂,曾经在全国洗化行业内产值排名倒数第二,是一个仅有几十人的手工作坊式小厂。但是短短7年过后,浙江纳爱斯集团使它的雕牌洗衣皂的产销量从行业倒数第二跃至全国第一;仅仅一年,纳爱斯又把它的新产品——雕牌洗衣粉送上了行业“龙头”的宝座。
  一个结论是,从高露洁和纳爱斯两种截然不同的努力中,我们看到在市场竞争中,所谓“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才是一种正常的“生态效应”,是值得我们去维护而不是破坏的。
  另一个结论是,当西方人将“西洋剑”潇洒淋漓挥舞得无懈可击的时候,中国人扬长避短,靠自己的十八般兵器来决胜江湖,可能是一条妙计;如果偏要挂一漏万跟在人家后面学习西洋剑术,则无异于邯郸学步!
  还有一个结论,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幸存”下来的文化大国。当这样一个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国家开始在经济领域里进行突破的时候,它脚下的路,肯定是一条“特色”路。这个“特色”就是传统文化的遗传和变异——有史以来的多元文化,怎么能让位于“专一”、“偏执”和“单轨”的西方式企业发展逻辑呢?
  
  东西合壁
  
  一个心眼一条道跑到黑的西方人把“制造”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口可乐、耐克和沃尔玛这些靠“专一化”风靡全球,并因此带来利润滚滚的企业,使我们很多人在称羡不已中望而生畏:我们啥时也能制造出同样的产品并获得那样的业绩?
  第一个问题:让吉利汽车去追赶奔驰,啥时能追上?
  第二个问题:明知道追不上,为什么还去追?
  第三个问题:能否干脆放弃追赶?做自己的生意?
  问题一到这里,就又走进了形而上学的死胡同。而像吉利和奇瑞汽车那样,在“拿来”中“送回”,才是辩证法。
  中国人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叫做“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看上去很洒脱、很看得开、很拿得住,其实,是已经将孤独、牺牲和悲壮同时拥有了。
  一方面,东方和西方,正因为这两个半球上的人们同时采用了不同的价值观,这才符合唯物论的和谐——对立统一。而这也总是能够回答来自于任何方面的矛盾;而另一方面,贫穷和富裕,这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硬是要单纯地强调统一而非对立,也是一种唯心主义。
  当贫富悬殊在中国再一次成为预警的时候,一种关于“社会和谐”的价值观被推崇。当时代的发展出现了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大乱到大治的历史平台的时候,对孔子进行“公祭”就成为一种必须—“仁”,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观。
  从争夺土地到争夺钢铁、煤炭与运输,再到争夺石油。先是十字军东征,再是二次大战,现在是伊拉克战争,在揭示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客观性历史进程后,一方面将科技成果在令人眼花缭乱之中进行了一种“刹不住闸”的展示,而另一方面,却把人类社会仍然没有在原始蒙昧中走出很远的背景推到了一切有良知的人们面前——科技发达与道德提升的二律背反。
  而正因为道德之纯粹意义的被商业化,科技才像一匹脱缰之马,遇到了它自己也不知向何处去的“弱智化”;文化,才像一个越来越长不大的孩子,发生了连它自己也读不懂的“荒漠化”。于是,当黑死病、罗宾汉和珍尼纺车等成为历史开始被遗忘的时候,911、非典和战斧式导弹所产生的梦魇再一次拷问人们越来越脆弱的神经: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小学毕业?
  “仁”,这个字在写法上特别有意义。“二人”为“仁”,如果人类非要再上一次小学,那么,重新“认识”这个仁字,恐怕是最好不过的选择。
  在新世纪经济发展的未来征途上,中国企业家、中国企业和所有为中国企业发展探索出路的人们,有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那就是文化的融合,并不是对母体文化的背叛,而是为新生文化寻找到它产生的依据。如是,关于中国企业多元化的问题,正像阳光有七种色彩才如此绚丽一样,中国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如果硬被纳入某一条轨道,它的后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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