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时代

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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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有私


  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近日,中央政府又有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入主垄断行业的文件出台。20多年来,从“允许”到“鼓励”,一方面是务实政府的英明举措,另一方面是私有制事实上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大公无私,曾经是一面旗帜,也是一种追求,但却要归于形而上学之谬。从哲学的命题来看,公与私作为一个辩证法的范畴,是无法割裂的。所谓纯而又纯的“大公”和清一色的“大私”根本就不存在。天与地、情与法、人与自然等辩证范畴的客观逻辑与人们的主观判断之间,事实上也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于是,类似“公与私”的水火不相容和势不两立,根本就是一种徒劳。
  实际上,我们芸芸众生所呈现出的人间百态,还真的就与“觉悟”须臾而不可分。以眼下能拿出钱来进入国家垄断行业的“私企”来说,如果没有一定的“公悟”,如果它一直以来只是“务私”,它怎么会博得公众的青睐?它怎么会套牢消费者?它怎样获得超常的发展?
  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担了大纲,占了半壁江山。而时至今日,非公有制36条才正式问世。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即使竞争环境不公,尽管国家扶持不大,私有经济还是咬着牙顶着压力顽强地走了过来,由此可见其生命力的旺盛。
  但是,如果以为靠这样的“旺盛”就能挽狂澜于即倒,也是形而上学。当普京与俄罗斯的“私有巨头”们斗得难解难分之际,当我国政府将“循环经济”与“知识经济”并轨之后,我们要保持住的清醒应该是:比例、关系与协调。
  当行业垄断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时候,反垄断就成为必须。而反垄断的办法,也绝不能只是一种。如果是反经济垄断,当然是要用经济办法即从根本上动摇垄断者的地位。而问题的本身,还是要从垄断产生的体制上和垄断发展的机制上进行更深的探索,目的只有一个,在中国反垄断,那些垄断行业的自醒、自律和自强才是主题。
  如果不是这样,假设有一天,一个私企“进入”某电业局,它仍然看到小汽车在买、年货在分,电价因为“管理成本上升”总在涨,“供电”与“限电”的矛盾总在激化,那它的“进入”是盲目还是理智呢?对于国民经济大局来讲,它的这次被“鼓励”的“向国有冲浪”的作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呢?
  向来积极向上的中国人,从来都是以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价值观。因此,我们古往今来在处理公与私的矛盾时都是以“仁”为尺度。于是,这样的话题也变得并不敏感。大公小私,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因为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双重作用,这种状况还将是主流。而且,在我们的憧憬里,好像还没有到了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们会进入“小公大私”的社会的“愿景”。而如果我们用非公有经济去补充、带动、刺激和改造行业垄断和改变因行业垄断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我们就一定要对那些对此做出积极贡献的私有制企业大放绿灯,一路放行,因为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正像我们对那些敢于来中国投资的外企给予优惠一样。
  你把航班误点、手机月租费和列车餐车被宰等“小私大公”的事情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尽管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人们的观念、政府的法令和行业的自律,还因为历史的沉疴与现实政策的缺失而令人失望——在大公无私的背后,是假公济私横行,是损公肥私流行,是以公谋私盛行。
  这是一种不适应,透过这种种不适应的流行,我们终于领会了“改革是一场革命”的道理。于是,当革命风暴再一次将行业垄断推向断头台的时候——丧钟,为谁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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