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时代

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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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葡萄”式的国企改革


  “吃葡萄是先从大的吃起,还是把大的留到最后?”有关这样一个如何吃葡萄的问题曾经被哲学家们翻来覆去的当作他们识别人的杀手锏,他们认为,“天下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挥谢匾洹薄?br>  无论哲学家们如何用事实与数据证明他们的论断,但其中有几个经济学前提是不可以忽视的。其中也许会有一个这样的结果,那就是当把某些前提说清楚后,后面关于谁悲观谁乐观就顺理成章的不需要大哲学家们理论了,或者说,前面的推断又失去了意义;但在最后,只有把这几个前提全盘交代清楚后,他们的推断或许才有意义。
  第一个前提是,葡萄是谁的,即其所有权归谁。虽然对所有权的界定尚无定论,这里,我们可以认为所有权是指依法占有和支配财产的权利,包括依法占有、使用、处置财产以及享有财产收益的权利。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些细化的权利,简单的说,如果葡萄属于私有产权,即归某人私有,则哲学家们讨论“不同的人是如何吃葡萄的问题”才有了真实的含义。显然,前面的论断才有被研究与实证的意义。而一旦葡萄归集体所有,甚至是公有产权时,情况或许会变为:大伙一窝蜂的先吃好的。从而,这种研究似乎有了一个必然的大问号——谁会将好葡萄留在最后成为别人的盘中餐呢?要解除这个问号,只可能让哲学家继续去分析天下存在两种人,一种人性本善,把好的留给别人;一种人性本恶,以利己为行为导向。而在经济学范畴中只存在“个人主义”的假设,因此,这些都违背了分析如何吃葡萄的本意,从而变得没有了价值。所以说,提出如何吃葡萄来判定一个人乐观与否,其蕴涵的前提是将葡萄归属于吃葡萄的某个人所有了。
  第二个前提是关于“效用”与“边际效用”的问题。效用是指消费者从事某一行为或者消费某一定量的物品所获得的满足。边际效用是指每增加单位量某种商品的消费所增加的满足程度。效用本身存在正效用与负效用之分。当有人不喜爱吃葡萄,即为负效用时,对葡萄好坏的选择与其它任何参数都是不相关的,即不能解释吃葡萄行为与其它因素的关联性,但至多也只是弱相关的,在不得不选择时会优先选择好的葡萄。而正效用是所消费商品的增函数,即随着所消费的商品量的增加而增加,此时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假定消费者对其它商品的消费保持不变,则消费者以连续消费某一特定商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将随着这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减。因此,在边际效用为零之前,每吃的一颗葡萄,无论其好坏都能带来正的满足,所以说,吃葡萄蕴涵的第二个前提是葡萄是能带来正效用,这也就向哲学家们用葡萄指代“好事物”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到底如何诠释是先吃好葡萄,还是差葡萄与乐观或悲观的关系呢?
  第三个相关词是“资源的稀缺性”。在这种日常的小问题中谈资源的稀缺性似乎有小题大做之嫌,但我们可以借助这一概念来彻底掀开吃葡萄问题中的经济学面纱。简单通俗的说,当我们被给予很多葡萄乃至吃不完时,比如,花了十块钱进了葡萄园任你随便挑选时,人们都会挑好的,除了那些想品尝不同葡萄滋味的人外,因此,在资源是充分给予时,我们还是不能将吃葡萄的人作出区分。而只有当葡萄是有限给予的情况下,即资源是稀缺的条件下,我们才会发现有的人先挑好的,而有些人先挑差的。接下来就不再是经济学问题的范畴,其中的奥妙也于是乎交到了哲学家、心理学家等的手中,并回到了篇头的论述。通过图我们可以更清晰的看到“前提”与“结果”的直接关系。
  将一个简单的吃葡萄的问题这样反反复复的绕来绕去,而最后又回到了起点,有无聊之嫌。但事实上,有时候人们喜欢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那是为了提炼出精髓;有时候人们又喜欢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那是为了通过全方位剖析来全面解释其中的来龙去脉。这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而“无聊”属于后一种情况。虽然,很多人会不假思索的去直接回答自己对吃葡萄的选择,但却很少有人会去考虑选择之前他所默许的前提是什么。幸好吃葡萄的前提是可以充分存在的,但让人后怕的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有很多条件是不成熟或难以获得的,却存在很多不考虑条件是否齐备,而只会直接回答问题并不顾结果如何、价值与意义何在的人及现象。
  回顾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就是一个典型的如何“吃葡萄”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是在“葡萄”的产权是属于国有的情况下进行的改革。虽然国家采取的诸如“承包”制、厂长经理负责制等措施,但是效果依然不理想。因为大家除了想吃“大葡萄”以外,都不想吃“小葡萄”,这一个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特点是“短期行为”盛行。
  第二个阶段,是在明确提出产权多元化的企业改革思想,即“葡萄”将归各利益主体所有的阶段。但是遗憾的是,这一个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成绩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弄清楚“哪些是葡萄的正效应,哪些是葡萄的负效应”。例如,有些不适合进行产权社会化改造的国有企业,也要硬性推行所谓“改制”计划,由于这颗“葡萄”本身对于市场而言不具有正效应,因此,“改制”计划也不得不流产。而一些有正效应的“葡萄”则出现了“靓女先嫁”、“群雄逐鹿”的“生动局面”,好“葡萄”被一抢而光,留下的烂“葡萄”无人问津。这两种极端情况的出现就是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典型特征。
  第三个阶段,国有企业进入了“资源稀缺性”改革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政策措施就是“抓大放小,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应该说这个时期的改革思路是正确的,他抓住了吃“葡萄”经济学中的关键,即“资源稀缺性”,国有企业不是要在所有领域存在,不在竞争性领域存在,而是只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存在。可以说,这一点抓住了吃“葡萄”的要害。
  此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为投资盲目上项目,为规避风险不顾实力的搞多元化经营,为追求“品牌”效应过早的进行跨国业务,甚至包括上述国企改革在内的政府包办联姻、搭配等比比皆是。甚至在学术研究的神圣“殿堂”里,在倡导以数学模型和统计方法来进行实证分析的“潮流”下,违背假设前提而随意获取数据、构模,并得出所谓“科学”结论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在一个简单的如何吃葡萄问题上折射出来的也是一个简单的道理,然而,这个简单的道理却愚弄了不少“不简单”的人。总之,一切问题从条件与前提开始,回而避之的结果是结束问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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