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时代

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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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时代》传播现代营销方式、关注新锐商业理念,洞悉商机,面向现代商业企业管理者及供应商,具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国家商业核心期刊(半月刊)。国内各地邮政订阅,国内统一刊号CN11-4105/F,邮发代号2-207。社址:北京石景山区玉泉路3号玉泉大厦606室邮编:100039 电话:010-88258009 传真:010-88258675 E-mail:times@ectime.com.cn网址:www.ectime.com.cn社长兼总编:刘建湖执行总编: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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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 一份给中国商务部的考卷

光荣与梦想 《光荣与梦想》——一本影响了许多人的书,一本影响了许多年的书。最近这本书又一次再版,并登上了各种畅销书的排行榜。事实上,很多人不是没有读过这本书,而更多的是在重温光荣与梦想。 “光荣与梦想”这两个词的组合如此具有魔力,以至于它几乎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语汇,频频地被用来表述一种富有理想主义精神和历史责任感的情怀。 如果新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的几案上也摆有这样一本书,不知道“光荣与梦想”这五个字会在他的心中掀起怎样的激荡。20年前,年轻的薄熙来离开了喧繁的京城,告别中央大机关,只身赴东北基层挂职锻炼,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一去就是20年。 踏上归途的薄熙来,一定是满怀无限感慨的。20年后的今天,他已是共和国的一位重臣,而他即将履新的商务部部长一职也是中外瞩目。不知道返乡路上的薄熙来,是否心中也是满怀光荣与梦想! 在中国政坛上,薄熙来历来是以敢说敢讲而闻名,因而一直是媒体追逐的焦点。对于自己的高出镜率,他表现得颇为坦然,“作为一个市长、省长,既然是在为老百姓做事,就要让老百姓知道你在做什么,同时还要争取更多人支持和理解你做的事情”。 由于薄熙来执掌商务部正是在“两会”前夕,如要高调亮相正逢其时。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两会”期间的薄一反常态,十分低调,甚至有刻意回避的感觉。但是“两会”前,两会代表一场关于“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的讨论,人大代表王填在人民大会堂面呈《商业大店法》提案之举,还是将薄熙来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时间,《内外贸一体化考验薄熙来大智慧》、《内外贸一体化考验薄熙来时代商务部》、《人大代表质疑商务部》、《薄熙来“首席推销官”履新商务部长》,诸如此类的报道占据了各大报纸的显要位置,薄熙来和他新执掌的商务部再次被推上前台。 接近薄的人说,他此番的低调并不代表个人风格的转变,而是因为薄清楚地知道外界对于新商务部有着太多的期待,同时更清楚地知道通向长安街2号的路上并不都是红地毯,组建仅仅只有一年的商务部有着千头万绪等他去理,光荣源于梦想,梦想源于挑战。从这一意义上说,薄熙来或许更象是去赶考,摆在他和商务部面前至少有三道考题。 从机构调整到市场融合 长期以来,流通管理机构分分合合,几经变迁,但普遍都认为前几次的改革并不成功,一直招致种种批评和指责。这其中许多人将改革的失败归咎于内外贸的分割管理,内外贸管理的合一成为了一种高度共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组建了商务部,统管内外贸。大会几乎是在毫无争议的情况下表决通过了这一提议。由此可见,人们对商务部的成立所寄予的厚望和共同呼声。 但是一年后,当那些曾经举双手赞成组建商务部的“两会”代表再度聚首两会时,却发现内外贸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并非像他们此前想象的那么乐观。在由媒体发起的一场关于“推动内外贸一体化”的研讨会上,与会的“两会”代表和专家学者对商务部成立以来内外贸一体化进展的情况进行了评估,会场上弥漫着牢骚和失望的情绪。“两会代表在两会期间的发言可以不追究”,全国人大代表、武汉中百集团董事长汪爱群在一番自我调侃之后,矛头直指外资商业“超国民待遇”问题。作为一名来自连锁业的代表,他身处其中,深切感受到时下市场竞争环境的不公平。对于武汉的税务部门曾为当地一家外资商业企业大开“绿灯”,为商场进场费摊账问题违规出政策一事愤愤不平。“我们不是要保护,而只是要公平,这过份吗?”汪显得有些激动。 与会的专家与其他代表也在随后的发言中对这一现象大加鞭挞。虽然大家也承认,造成这一现象责任并不完全在商务部,主要是地方政府出于引资政绩的需要,但他们的不满在于听不到商务部在这方面的声音,“哪怕只是一些姿态!”他们认为,招商引资属于商务部主管业务,商务部应该可以有所作为,通过政策调整去影响地方政府。“但遗憾的是,我们什么也没看到。”一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新组建的商务部设有产业损害调查局,专门负责倾销的调查、裁定与反倾销的应诉协调工作。在过去的一年里,该局组织和协调了许多起国外对我国的反倾销指控,但与会企业家抱怨说,他们看不到商务部就外资商业对民族商业的产业损害方面有过任何的关注,对眼前的损害事实置若罔闻。“商务部没有尽到责任”,与会代表私下说。 专家们认为,对商务部而言,内外贸应该是她的手心和手背。在今后政策的制定上,应该统一权衡内外利益,一碗水端平。 一些代表很欣赏商务部前任部长吕福源关于“内贸是基础,外贸是延伸”这一提法。事实上,在今年的禽流感爆发期间,就印证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互动的重要性。当我国的禽类产品出口严重受阻时,正是庞大的国内市场支持了我国的养殖业,帮助他们平稳地渡过了危机。 商务部主管内贸的有关司局领导也应邀与会,听取代表和专家的意见。当听到会场上几乎“一边倒”的批评声时,显得处境有些尴尬的官员基于官方立场的考量,也曾试图为发言作些“正面引导”,但却乏善可陈。他在发言中说,商务部成立后,内外贸各部门之间的配合比以前有所改进,但他能举出的例子也只不过是现在通过我国驻外使馆商务处,可以比较方便地获得国外商业的相关信息。 曾经有专家担心,商务部如果只是在外贸基础上再加几个内贸司局,而不从观念上、体制上去解决一体化问题,那么这种改革最终只是换汤不换药。 从机构调整到市场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 近年来,中国的外贸呈跨越式发展,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迅速崛起,尤其是入世以来,中国外贸的全球贸易排名也以年升一位的速度持续攀升。2001年全国进出口总值为5097.68亿美元,同比增长7.5%;到了2002年,全国进出口总值为6207.85亿美元,同比增长21.8%;而2003年超过8500亿美元的外贸总额,更使得“坐四望三”的中国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贸易大国。 然而,我国并没有理由沾沾自喜,与外贸高速增长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件的迅速增加。中国自1996年以来,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据相关统计,从1979年中国出口的糖精钠在欧盟被反倾销起,截止到2003年,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近500余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中国出口贸易额超过150多亿美元。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上半年中国成为全球接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到2003年6月为止,中国在受到出口产品反倾销调查的经济体名单中排在第一位。此外,各种其他形式的贸易摩擦也时有发生。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低下,所以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对外国同业造成冲击,导致一些进口国失业增加也是情理之中。在美国,由于中国纺织品进口激增,美国本土一些纺织品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协会就曾几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反倾销申请,来抵制中国的纺织品进口。就在本月18日,美国又宣布正式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指控中国半导体不公平竞争。 引发国际间贸易纷争的原因固然有多方面,有的是因为技术壁垒,有的是因为政治歧见,有的是出于选举考虑等等。但中国贸易因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而造成的大而不强,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中国贸易存在着“两多两少”:加工贸易多、服务贸易少;劳动密集型产品多、高科技产品少。在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占有重要的份额,但是有资料显示,中国出口额中服务贸易仅占世界服务贸易额的2%,与商品贸易极不相称。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专家潘金娥认为,判断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除商品份额之外,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亚洲金融风波到非典,都表明我国贸易的抗风险能力并不强,贸易方式也不够先进。因此,商务部必须采取各种有效对策,进一步改善贸易结构,尽可能减少各种贸易冲突,推动我国外贸的科学、协调发展。事实上,近年来外贸部门在推动大宗机电产品出口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贸易由“大”到“强”又岂止是一步之遥。 从管制政府到有限政府 过去,一提到外经贸部,人们立即就会想到进出口权、想到配额什么的。虽然外经贸部的业务直接与国际市场接轨,但在管理方式上却并不接轨,一直有着浓厚的计划色彩。进出口权是要审批的,配额是要分配的,在国务院的各个部委中,外经贸部一直属于少数强力经济部门之一。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上任伊始,便抓机关工作作风,着手解决反应突出的“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的三难问题。 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我国外经贸领域也正在纷纷取消各种审批限制,逐步转向审核制和登记制。与此同时,国内商业领域对外开放的过渡期也行将在今年年底结束。因此,长期习惯于行政审批的商务部正面临着新的考验。 事实上,在商务部设立之初,原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就曾明确表示,新组建的商务部既不同于早些年管理国内贸易的商业部、内贸部,也不同于外经贸部。虽然从名称上看,它管理的范围似乎相当于原来的部委加在一起,“但这个新部的权力其实比它的任何一个前身都要小”。政府将不再是一个“全能政府”,不再是一个“权力政府”,而是一个“有限政府”。 然而,市场的开放并不等于放任自流,政府的放权也不等于无所作为。事实上,坚守国家经济安全,商务部仍然责无旁贷。面对新的市场环境,商务部必须拿出新的管理思路,而法制建设必是题中之义、重中之重。 应该说过去几年间,外经贸的立法打下了良好基础,以《外贸法》为基本法,其他各种专业法为补充的法律框架基本健全。相比之下,内贸立法步履蹒跚、严重滞后,远远不能适应国内市场变化需要。迄今为止仅有一部《拍卖法》和一个《定点屠宰条例》。 究其原因,过去内贸立法难,主要难在认识上。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流通”,“重外贸、轻内贸”,将流通视为国民经济的末端行业。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已经为这种认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由于不重视流通周转速度,人为造成了国内资本短缺,影响了经济效率和效益。报告以1999年为例,与1992年相比,由于流通节奏放慢,全社会制造业多占用8300亿人民币,相当于周转周期每延长一天,就多占用资金100亿,库存上升100亿。 专家认为,商务部一方面应该大力宣扬流通对国民经济的先导作用,为流通立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应该寻找立法突破口。在原商业部时期,曾经几度起草《商业法》,但由于法律涵盖面过宽、与其他市场法律多有交叉,阻力重重,最后只能是夭折的命运。而近年来,流通主管部门改变了制定商业基本法的策略和思路,转而试图从网点规划突破。在此次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步步高连锁超市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填提出的《商业大店法》就引起了较大反响,取得了广泛共识,会议期间共有百余名人大代表联名签署。薄熙来部长收悉提案后,迅即批示,责成商务部有关司局积极配合,被媒体称为“履新第一提案”。 有舆论认为,薄熙来的快速反应并不仅仅体现了他的雷厉风行,或许也暗合了薄熙来时代商务部的新政思路。从管制政府到有限政府,无疑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一个充满挑战的课题。 薄熙来和年轻的商务部将如何应对这份考卷,怎样实现光荣与梦想,人们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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