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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学院教授 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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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思想匮乏

传统文化的思想匮乏

2006/10/24

目录:

(一)思想匮乏的文明古国。

(二)治理的最高境界:文化统治。

(三)三重文化:正统文化、上层文化与民生文化的不平衡导致社会的超稳定与不和谐。

 

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为什么说思想匮乏?

(一)思想匮乏的文明古国。被称之“文化”的东西,无论是物质的、精神的,或者是政治的,一般都蕴涵着一定的境界与思想。所以,文化与思想这两个词常常联系在一起叫做“文化思想”。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字,就可以看出许多“文化思想”。如古人把倚门望月谓之“閒”。把“禾”与“口”结合谓之“和”,意思是有饭吃了就不会造反,那就和平了。把“言”与“皆”结合谓之“谐”,意思是人人有话可说就谐调了。所以,古人所说的“和谐”就是“有饭吃”与“可说话”。英语中的很多单词也同样包含了文化思想,如“Nation”就是国家或民族,其词根是“Nat” 表示出生地,代表地域。但在中国,“国家”不是一个地域概念,国与家分别是两个不同的却具有同构性的概念,同姓、同族、同乡、同门构成了一个个“亲亲为大”的血缘关系网络,由此构成一个国家,总之是:国由家组成。“industry ”是指工业,其词根“dust”就是“灰尘”,“in ”代表“里面”,这个词的本来含义是“里面布满灰尘的产业”就是工业。公司就是“Company”, “com ”是前缀,是“共同”的意思,其词根是“pan”,其意思是“平底锅”,联想到用平底锅煎蛋,会做得很大。其实,这个词根有两个意思,一是扩展,二是面包。公司也是这样:(1)从现实观点来看,就是指几个人在一起啃面包过日子,公司发展初期很艰苦;(2)从理想观点来看,就是指几个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扩展自己的事业。所以,公司不是一个人的公司,而应该是大家的公司。否则遇到困难的话,就会很孤立。开公司就是要不断做大,不想做大的话,就没有必要开公司。中国零售首富、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对其胞妹黄秀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千万别把这个企业看作是自己家里的,不然你绝对做不大。”我觉得这句话代表了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方向。

 

古希腊的伟大是因为有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第一个学术自由的时期。自秦汉以后,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文人以及他们的思想,成了封建的中央集权体制、焚书抗儒和文字狱的牺牲品。直到宋代,中华民族的思想之火才再次燃起。所以,在中国近代以前,最有深度与厚度,因而使全世界为此敬仰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老子、孔子、庄子、孙子、韩非子等等思想家,以及宋朝的朱熹、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才等博大思想家。唐朝是一个特例,唐朝的诗虽然非常发达,但仍然无法摆脱思想的贫乏。因为唐政府变态强调“以诗取仕”,考诗做官,唐人写诗是专业,由此导致了唐朝诗人的功利性。文化一旦染上了功利往往就失却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宋朝虽然以词闻名于世,但宋词则以娱乐为主,宋人写词是业余。

一个民族的深度取决于其思想的深度,一个人的能力取决于其思维的能力,经营者头颈以上部分决定着企业的成败。我们世世代代传承着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思想,甚至把文化当作了一种摆设而供奉,却缺乏思想的支撑,更缺乏思想的革命。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近代,才通过引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外来的文化思想,发展出了一套“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更是革了“文化中思想的命”。近年来各地大搞“祭奠皇帝或祖先”的活动,看起来是在做恢复传统文化的事儿。但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繁荣中国文化的善举,至多是一次带有功利性的促进地方经济的商业行为,与文化没有多大联系,更无多少思想可言。至于有人办私塾教“四书五经”,这也不可能提高国人的整体文化素养,更不会给国人增加多少文化思想。这些东西我们传承了几千年,时间与实践都已经证明,中国人已经不可逆转地接受了多样化、差异化、国际化的文化思想,再也不可能回到历史回到过去回到那沉闷了几千的文化摆设中。很多人从中国文化中并没有得到思想的升华,却学会了权术。因为中国文化并没有包含丰富的思想,却渗透着太多的功利。中国是一个思想匮乏的文明古国。

 

(二)治理的最高境界:文化统治。中华民族有一个很不雅观的传统就是“烧书”,自秦始皇的“焚书抗儒”到“文革”的破四旧,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说是烧书的历史。最早被烧的虽然是儒家的书,但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仍然崇尚“儒家文化”。这又是为什么?他们所推崇的其实并不是儒家文化中所包含的对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向往以及做人的最高境界,他们从中发现了统治国家最需要的两个字,那就是要求百姓“顺从”。统治者把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对国人从小就实施单一的文化普及教育,向老百姓灌输“顺从”要领,以达到统治的目的。于是,国人说“儒家”是粮店,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但历代统治者有却未能真正实施“仁政”。这只是对下不对上,要求下与上同欲的治国伎俩。每当广大农民实在“难以容忍,忍无可忍”,便“揭竿而起”爆发了农民起义。而一旦夺取政权,又回归到了前代统治者的老套路上。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所推翻的仅仅是一个又一个的皇帝,不仅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更没有改变中国的文化结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以家庭经济与作坊经济为基础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中国文化仍然是“内阴外阳”具有多重结构的“权谋文化”。可见,中国历代表面上看是极度动荡的,实际上则是超稳定的。从“不平衡”走向“超稳定”,这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演变特征。

(三)三重文化:正统文化、上层文化与民生文化的不平衡导致社会的超稳定与不和谐。“儒家文化”可以说是我国的“正统文化”,但那只不过是中国文人十分幼稚的幻想,到最后反而成了老百姓被奴役的精神枷锁。它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中和之理。中和被视为万物生长的根本条件,这正如《中庸》一书所曰:“中也着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可见,中和之理是“理的最高境界”。为了达到中和,就需要建立以中庸为特征的社会行为规范,即以中庸达到中和。关于中和,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庸绝对不是折衷的意思。中庸与中和的核心是“变”,是应变之道,是要求感应一致。所以,如果说中国文化的核心,应该就只有一个字:变。能够达到“变而通之”的境界,那便是高手。为什么中国人缺乏原则,为什么中国盛产“买办”与“汉奸”,除了穷字,就是变字。二是顺从之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行为规范,以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克制原则,都体现了“顺从”原则的要求。由此也形成了中国人谨慎开口,行为稳重,待人温良,对上恭顺的行为原则,其结果是:处事态度趋向折衷,处事方法趋向调和,感情交流趋向容纳深蓄,藏而不露。就连现代法务工作也注重调解,中国的调解制度甚至被西方法学界称为“东方调解”。三是修身之理。中国的社会行为规范偏重无形的道德规范,注重每个人在实践中的身体力行。因此,个人素质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以顺从为基础,以人治为特征的中国式治理结构,在实践中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其关键是看治理者是否具有良知良能。由此,修身便成了一切事业的基础和根本保证,只有先行修身,进而才有可能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首先是以“和谐”作为万物昌盛的最高境界与最高原则;其次是要人们按照一定的层级恪守顺从原则;再次是要求“理”的代言人与推行者(就是统治者)具有良知良能。然而,长辈、居高位者、统治者,他们未必普遍地具有良知良能和大恩大德,他们常常是用以上三条“正统文化”来要求民众、属下与晚辈,对自己无限放纵,对他人强权管制,法则从来是对下不对上,则众不则寡,他们从历代统治者那里学得最多的并不是“仁政之道”而往往是“权、法、术、势”这四者有机结合的“应变之道”,他们甚至用“厚黑之道”与“歪门邪术”来实施治理。“上层文化”的核心思想是“权术”。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与半饥饿生活状态中,在压抑与凝重的文化氛围中生存与延续了几千年,所以,“民生文化”的核心期望就只有两条:有饭可吃,有话可说。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和谐”。有人研究了中国历代皇朝后认为,唐帝国的“贞观王朝”不仅是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更是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为什么?最高领导人的素质决定了国家的命运。李世民治理国家的独特之处是: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心和浓厚的危机意识;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执政风范;胸怀宽阔,爱才如命,有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高度超强的自制力,对人性的弱点有深刻的认识,对“好话”保持高度的警惕。但这样的领导人实在太少了。春秋与宋朝是我国文人最幸福的年代,没有文字狱,文人的地位空前高涨,言论非常自由。但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连饭也吃不饱,还谈什么言论自由,所以,“民生文化”的根本点是“生存文化”,是要解决吃饭问题。这种传统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连在厕所遇到熟人也总要问:饭吃过了吗?吃饱饭,这确实是中国人最梦寐以求的期望。

“正统文化”是圣人们的“美好幻想”;“上层文化”是统治者的“治国权术”;“民生文化”是老百姓的“活命哲学”。中国文化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对抗与冲突。和谐总是暂时的表面现象,“和而不谐”则是长期的稳定现象,当“和而不谐”引发对抗与冲突以后会出现短暂的“和谐”,然后又进入了长期的“和而不谐”。但任何对抗、冲突、起义与改朝换代,都没有改变社会结构与统治国家的方略。三层文化结构的不平衡,不仅导致了社会的不和谐,它也是社会结构超稳定的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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