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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学院教授 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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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与大寨精神

联商专栏:“大寨”在上世纪60、70年代曾经是全国的一面“旗帜”,周恩来总理把大寨精神概括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亲临大寨以后的体会就一个字:干!

正如原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所说:“干部干部就得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不能当干部”。

这话说得好!据说,陈永贵曾在人民大会堂脱稿讲过四个小时,所以周总理夸他:没有文凭,但有水平!

大寨的成名,与历史背景、自然条件与历史事件有很大关系。大寨其实是北宋时期在山西昔阳的一个大营地,大营地就叫“大寨”,小营地则叫“小寨”。也许就是“营地斗志”培育了大寨人“战天斗地”的意志。

大寨地处太行山腹地,原本是山西昔阳的一个贫穷小山村,从1945年解放到1970年代,在“七沟八梁”中修出800多亩地,全村原来只有80多户、300多口人。

我以为:推动大寨人埋头苦干的“源动力”起初就是那种原始的“求生本能”,首先是造梯田,其次是退耕还林,如今则是靠旅游和商业运作致富。这一点与我国当前各行各业所面临的情况完全一致,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不过,这其中还夹杂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与历史背景。

大寨祖辈开垦的土地,小而分散,如一顶顶“草帽”,散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所以当地人称其为“草帽田”。人们形容当时的土地是:“土块打不烂,风吹遍地干,地边白草绣成团,地墙荆棘围了个严”。这种土地产量极低,解放初期亩产不到70公斤。

1953年,大寨开始实施“农业集体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虎头山上造“大块梯田”,后来农业部专家把这种梯田称为“海绵田”。那是因为:土层厚,土质松。山西大同市郊有一位农民参观大寨,用自己戴的毡帽装了大寨土与自家土做比较后发现:一毡帽土,大寨海绵田的土要轻7两。

其实,大寨虎头山以石头为主,祖辈开垦的梯田不仅单块面积很小,土层也很薄。大寨人改造新建梯田,主要有三个办法:第一,用石头磊起一人多高的地墙,这是加固加宽梯田与加深土层的基础工程。

第二,从山下挑泥土上山,当时大寨人称为“三挑”:挑土、挑水、挑苗。“农业学大寨”号召提出以后,全国各地参观大寨的人越来越多,参观者也得参加劳动,每人背满满一挎包泥土上山。

第三,增加土壤腐殖质。为了解决土壤贫瘠的问题,开始的时候用“土掺沙”与"沙掺土"相互调剂的方法,虽然有一定效果,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壤板结的问题。后来他们采取“秸秆还田”,加水加粪,与泥土混合发酵,增加了土壤的腐殖质,从而达到了改良土壤的目的。

1963年8月初,大寨下了7天7夜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虎头山的7条山沟浊浪滔滔,洪水摧垮了道路、堤坝和梯田,大寨人10年辛苦都被雨水冲垮了。139亩梯田冲为平地,600多亩庄稼绝收。

全村270间窑洞和房屋,倒塌了253间,能住人的只剩下17间。80户人家,78户无家可归。政府很快给大寨拨付了粮食等救灾物资,但大寨人什么物资都没有要,号召村民白天修梯田,晚上建窑洞。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寨之路》的通讯报道。8月,毛泽东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1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大寨的肯定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

一个贫困的小山村从此进入了国家高层与全国百姓的视野。于是就有了外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大寨的事儿。当时,尽管国家经济还处于困难时期,但对第三世界国家每年都有经济援助。1965年在北京与阿尔巴尼亚谈经济援助协议,因为对方狮子大开口,一直没有谈成。

因为受大寨精神的启发,后来中央决定让阿尔巴尼亚经济代表团去考察大寨。当时用七架军用直升机把代表团送到临时建造的停机坪,再用212吉普车送到大寨。

周总理带队,罗瑞卿、叶剑英随同,代表团成员一律吃农民饭菜,规定一荤一素,后来大寨又增加了一个荤菜,这已是大寨人过年时才能吃到的最好饭菜了。

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为团长的经济代表团,看了大寨的生活状态与劳动情景,回到北京以后就再也没有提出过分的援助要求,就此顺利达成了援助协议。

周总理先后三次到过大寨。第一次到大寨的时候就提出要植树造林,但在60年代,大寨人还挣扎在温饱线上,不舍得在梯田种树,只是在边边角角的石头缝里种树。

经过特大洪灾,在村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陈永贵说:“荒山变山林,不愁吃与穿,山坡栽满树,等于修水库,现在人栽树,将来树养人”。但大面积植树造林是从1998年开始的。

1991年郭凤莲重新回到村支书岗位,1996年正式开放大寨旅游线路,如今,大寨旅游门票每人48元,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山村,仅旅游收入每年就达300万元。大寨还利用自己的品牌知名度,开发了“大寨牌”系列产品。

垦荒种地是求生,退耕还林是求变,弃农经商则是求富。大寨解放后74年的发展历程的核心精神,就是“求生、求变、求富”。这就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初心与原动力。

大寨与大庆,是我国历史上的两面旗帜。一个是农业,一个是工业,行业不同,但大寨人与大庆人的共同特质是: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能打硬仗。这正如大庆的铁人王进喜所说: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出油。但我们学着学着就走样了,忘记了榜样的“精神实质”,却一味地去追求外表的光鲜与形式的优美,那终究是短命的。

当下我国零售业也是如此,学着“新零售”,玩着“无人店”,开着“社区店”,投着“生鲜店”,叫着“前置仓”,喊着“数字化”,靠着“互联网”,但仍然没有把握零售业的真谛,仍然没有把握消费者的真需求,结果只能是一地鸡毛。

陈永贵:原大寨村党总支书记、原国务院副总理


(文/联商高级顾问团主任周勇,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联商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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