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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37岁前仍是无名小卒(ZT)

无论是中国还外国,文学界、艺术界都存在这样一条奇怪而普遍的规律:很多文学艺术界的名家,都有让人唏嘘的坎坷经历,他们要么丧父、丧母,要么家道中落。
  
  但是家庭的磨难,反而成为他们一生的财富,比如鲁迅。在37岁之前,已近不惑的鲁迅只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周树人,除了亲朋好友,没人认识他。但是37岁之后,他却成为众人追捧的“革命导师”。
  
  一个人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但鲁迅却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家族的败落。他说:“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
  
  破落户子弟
  
  在13岁之前,鲁迅的家庭生活堪称富足。他的爷爷周福清是清朝的进士,翰林出身,当过知县,任过中央的高官——内阁中书,其父周凤仪也子承父业,中了秀才。这样一个官宦家庭,在绍兴当地绝对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大家都指望着鲁迅能够像父辈一样,科举取仕、光宗耀祖,但世事难料。13岁那年,家里的一场大灾难让周家自此没落,家庭的重任过早地落在了鲁迅尚属稚嫩的肩上。
  
  科场作弊在今天看来并不是要掉脑袋的大罪,但在当时,却是死罪,因为作弊欺骗的对象是皇帝。周福清为了让自家孩子在科举中中试,一时糊涂,向主考官开出了一万元银元的行贿支票,结果东窗事发,他被判了“斩监候”,秋后执行。为了救出一家之主,每年秋天,鲁迅全家就四处打点,希望周福清能熬过当年的秋天,结果几年折腾下来,周家几乎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上下疏通上,周家一步步败落下来。
  
  受祖父的牵连,鲁迅的父亲周凤仪到手的秀才头衔也被收回了。周凤仪本来身体就弱,经此一折腾,就病倒了。于是,生活的重担、家庭的责任,一股脑地落在了鲁迅的肩上。为了给父亲治病,鲁迅常年奔波在当铺和药铺之间。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过这样一段文字:“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家道中落,总要受一些白眼和奚落,鲁迅选择默默忍受,他从未在母亲面前透露过任何的不愉快。但即使这样,流言还是不期而至。在《朝花夕拾?锁记》中,鲁迅写道:“……大约此后一个月,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让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
  
  正是这段经历,让鲁迅过早地体会到什么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并在日后说出一句近似格言的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可以看见人生的真面目。”这句话,正是鲁迅当时心路历程的最佳写照。
  
  “母亲娶媳妇”
  
  爷爷被放出来之后的第三年,鲁迅的父亲因病去世。这时鲁迅16岁,他充满磨难的人生,仍然继续着。
  
  受祖父的影响,鲁迅不能走科举考试这条当时被视为正途的道路,于是转而去学新学。他先是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后因校内“乌烟瘴气”,退学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并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赴日留学。
  
  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母亲鲁瑞替他物色了个媳妇人选朱安。在封建社会,在婚姻问题上听从“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很正常,但是这对受了新思想教育的鲁迅来说,接受起来有一定难度。虽然不情愿,但出于对母亲的孝心,鲁迅最终接受了,他当时只向女方提了两个条件:一是要放足,二是要进学堂。只是朱安思想保守,她既不愿放足,也不愿进学堂。当然这一切,远在日本的鲁迅并不知情。
  
  接下来,就是众所周知的母亲装病催儿速归的故事。
  
  其实鲁迅的母亲也很无奈,她装病把儿子骗回来成亲,也是迫于当时的舆论压力。鲁迅在日本时,有一次和许寿裳一起到公园里玩,走在路上,他看到一个日本妇女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手里抱着一个小孩,背后还跟着一个小孩,很是吃力。出于好心,鲁迅上前帮忙抱了一个小孩子,结果不巧被人看见,闲话就从日本传回了国内,说鲁迅在日本已经娶了位日本太太,还生了好几个孩子。朱家一听气坏了,他们多次派媒人到周家催促,希望尽快办理两家的婚事。鲁迅母亲被催得疲于应付,只得托人给鲁迅发了电报。
  
  收到电报的鲁迅来不及多想,立即赶了回来。但是一进家门,却发现母亲不但没病,家里还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他再一看新娘的那双小脚,心情立即荡至谷底。这种被骗的心情让鲁迅心情沮丧,但大喜之日没人照顾他的心情,他就这样被架着拜了天地,入了洞房。
  
  朱安并不是自己的理想对象,但是考虑到母亲和新娘的感受,鲁迅违心地接受了。为此,他哭了整整一夜。新婚的第二天早上,家人发现他的眼睛哭得红肿,他的脸也被泪水浸湿的印花被的靛青染成了青色。晚上,鲁迅就一个人搬到书房去了,第四天,他就启程回了日本。回到日本后,很多熟知的朋友纷纷问来探问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鲁迅说:“母亲娶媳妇。”
  
  简短的五个字,饱含了太多无法言说的痛苦。
  
  呐喊前的消沉
  
  少年的不幸,让鲁迅遭受了很大的心灵创伤,他到日本留学后,决定学医,希望学成之后,可以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病,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但是,幻灯片事件却改变了鲁迅的初衷。当他看到中国人围观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砍自己同胞的头时,竟然如此地麻木不仁,鲁迅深受刺激,他突然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民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鲁迅决定弃医从文。在日本时,他写了很多深刻的文章,并和弟弟周作人还翻译了很多外国小说,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落寞之际,鲁迅本想去德国,但经不住母亲的哀求和经济上的压力,他最终在29岁时选择回国。回国后,他先在浙江绍兴任教,后来在北京教育部任职,一个人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
  
  这期间,正是中国社会最剧烈动荡的时候,鲁迅本应在此时大展拳脚,摇旗呐喊,但是在目睹了一次次以革命为幌子的政治秀后,他对于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始终以怀疑的态度冷眼旁观。他宁愿以收古董、抄碑贴、读佛经的方式默默地打发时间,也不愿参与喧嚣动荡的社会现状。然而,这种百无聊赖的清静生活对心怀壮志的鲁迅来说,也有着说不出的苦涩。“客人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但是,一本杂志和一个青年却打破了鲁迅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本杂志就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而这个青年就是《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
  
  钱玄同是周氏兄弟留日的同窗好友,他在为杂志寻找优秀撰稿人的时候,首先想到了周氏兄弟。周作人很爽快,但鲁迅却迟迟不肯答应。钱玄同拿出了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劲头,想法设法鼓动鲁迅为《新青年》写稿,但鲁迅一直不为所动,直到两人谈到着名的“铁屋子”比喻时,鲁迅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鲁迅不愿出山的原因很简单:“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但是钱玄同却反驳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终于被说服,他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并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自此之后他一发不可收,写出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这一年的鲁迅37岁,离他去世还有18年,但这短短的18年,却是鲁迅笑傲江湖、所向披靡的18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早先那平庸的37年,才成就了鲁迅后来波澜壮阔的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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