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瑞资本 李丰

李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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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

专注消费升级、企业服务、深科技方向,Uber、三只松鼠投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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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很难,但绝对是有拐点意义的一年


联商专栏:2018年最后一天,分享不久前我在混沌大学的演讲,希望能在你前行的创业路上,给你多一点信心。

对不少人来说,2018 年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2018 年的最后一个周五,我们和 7 家技术被投公司 CEO 探讨科技企业的发展之道,也有幸听他们袒露心声,回顾 2018。总结成一句话,把技术做成产品,再把产品变成商品,每一步都像刚过去的 2018 年,机遇与挑战,挫折与成长,交替或同时出现。

正确的事,往往是不容易的。可贵的是,这群最善于自省的人,面对所有的挫折和遗憾,没有失去信心,没有丢掉勇气,依然笃定自己的方向。毫无疑问,创业都有至暗时刻,只有趟过焦虑的洪流,用平常心感受创业的起伏,关注企业内生价值,才能离目标更近。

新的一年,愿创业路上的你,拥有智慧和决心,也有运气加持。祝新年快乐!

从历史看中国的2018年

2018 年确实不容易,中国遭遇经济挑战,且民众的情绪也普遍偏负面。但 2018 年是最困难的时候吗?

这需要回顾 3 个时间节点。

首先是 1978 年。那时候的中国,GDP 只有 3000 多亿元,劳动力 80% 来自农村。1978 年的人均粮棉油所有量,几乎相当于 1955 年水平。同时,在城市里面还有 800 万户人没有住所,当时,他们甚至居住在教室、工厂、食堂等地方。

可以说,就当时的中国而言,从民生到经济都非常困难。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 1990 年。

1990 年这个时间点比较特殊。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通胀周期。第一次是八七、八八、八九年。在官方统计数据上,这三年年度通货膨胀率达到 20% 或者以上。也就是说,连续 3 年,你什么事都没有做,平白无故工资就减少了 20%。

由于通货膨胀,当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没有再出现过的抢购潮,中国各城市居民都跑到超市里去买东西,因为价格上涨得太快,所以大家把能想到的东西都抢了一遍。

另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2016 年。

可能有人会问, 2016 年的中国困难吗?其实,2018 年中国发生的所有困难,本应在 2016 年就发生。如果你有印象,或许还能回忆起这几件事。

第一件事,中国在 2016 年春节后,房地产调控政策有所放宽,从 2016 年 10 月 1 日才重新开始限购。第二件事,是 2016 年二季度末到三季度初,严格控制人民币赴海外投资,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严格控制换汇。另外,政府还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从第三季度开始,政府对高铁、铁路、高速公路、地铁等出资维护和修缮。2016 年 5 月,我们还经历了民营资本固定投资增速最低的一个月,企业家的信心在那个节点达到极低。

但为什么 2016 年大家并没有觉得比 2018 年更困难?这里的原因非常特殊。

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年年初,整个金融界预期美国利息会上涨 3 到 4 次,或最少 2 次。但 2016 年,美联储只加息一次。2016 年恰巧还发生了英国脱欧,土耳其内战,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一系列政治黑天鹅事件,这给中国造成了机会窗口。

回头用经济视角来看政治黑天鹅事件,会发现这些事件增强了经济不确定性,进而导致经济预期更加保守。而为了刺激经济,就会降低加息频率,这就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延缓。

那么,在每个困难的时候,中国都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继续向前发展的呢?

每个低点都是换跑道和换结构的机会

每当面临挑战时,社会各界往往充满负面和焦虑情绪。但换个角度看,这时正是出现结构性长期机会的时候,也就是换跑道和换结构的机会。而每次发生内忧外困时,都出现了改革(如打开垄断性行业)、开放(如欢迎外资)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 3 类信号。这些信号预示着一次历史拐点的出现。

我们还是分别从历史上比较困难的时间节点来看。

1978 年,中国经历了物资匮乏、人均粮棉油水平倒退的困难,于是政府第一次在全民皆公的情况下,开放了农业,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

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所有体系都是公有制的社会,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这一转变也确实引起了巨大争议。农业,是关系到全国人民利益的最根本问题,但由于 1978 年特殊的内忧外困,促成了中国这次重大的改革。

基于这次改革,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甚至产生了富余劳动力,这也为后续改革埋下伏笔。

紧接着在 1980 年,中国面临着知青返城、待业青年比例陡增的困境。对此,政府开放了城市服务业,例如供销社和国营餐馆等,允许第一批个体户的存在。

第三次,是在 1984 年,因为包产到户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因而催生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出现第一批乡镇企业。中国的乡镇企业是制造业的基础,虽然其发展经历了十分痛苦的过程,但在 1995 年的时候,乡镇企业对中国 GDP 的贡献达到 25%。

接着是 1990 年,由于当时通货膨胀严重、经济衰退,政府决定开放了对今天影响最大、吸金最多的房地产行业,允许房产买卖。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 1992 年南巡讲话,点燃了中国再一次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但其实南巡谈话也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顺利。邓小平在 1 月底就去南巡,但直到 3 月 26 日《深圳特区报》才第一次将这件事刊登出来,其间两个月,也如今天的中国一样,社会各界充满疑虑。

在 1998 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同样开放了若干行业,其中一项影响力巨大的,就是开放和允许民营制造业企业的独立外贸自主权。在这之前,民营经营者都需要经过国营的外贸公司申请,才可以出口。而开放了外贸出口之后,制造型企业有了自主出口的权力。

再到 2008 年,中国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为应对这次危机,促成了当时持续讨论五、六年时间的创业板,终于在 2008 年决议, 2009 年 7 月正式在深交所交易。

回看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政治和经济基础都要保证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如果这两个基础无法保证,就会做出影响之后几十年的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并在这些时间节点诞生出长期结构性的行业机会。

当然,每一次出现这些行业性的结构机会时,在政策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进退的过程。正如 1978 年人们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担忧以及南巡讲话前的艰难。每一次换结构的时候,往往都在最艰难的时候,是顶着各界压力进行的。邓小平南巡其实去了很多地方,但不管是武汉还是上海,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也没有立刻形成信号。

但无论过程中经历了哪些曲折,一旦确定了信号,这些打开了的垄断行业不会真正被关上,而且,这些行业最终胜出的往往是民营企业。

未来 5-10 年的结构性机会

2018 年的政策信号

2018 年 7 月 20 日,发改委在修改《外商投资准入目录》中披露出一些内容,虽然是在最高一级发改委网站上公布的官方文件,但这则新闻比较低调,没有被广泛传播。

但如果你有留意过这则新闻的话,会发现其中几乎涉及到中国所有的基础设施行业和服务业,包括能源、粮食流通和生产等,这些行业几乎都开放了。

今年 7 月 1 日,特斯拉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独资厂,政府还提供了土地和贷款。特斯拉在中国设主机厂这件事,算是一个信号,表明汽车行业欢迎外资,鼓励市场化竞争。

因此,如果你重新审视 2018 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和对 1978 年一些行业诞生出对民营企业来说的巨大结构性机会,是没有差别的。而这些结构性机会,在早期时,都是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时进入,但经过 5-10 年发展之后,最大的赢家多数是民营企业。

借鉴发达国家历史,寻找中国产业链上的「钉子」

那么接下来的 5-10 年,到底在什么样的行业中会出现长期的结构性机会?

目前的中国,有 7.8 亿的就业人口,其中农业、工业、服务业就业人口比大约是38%、27.8% 和 34.1%,工农业人口加起来接近 5.2 亿。而其中有一些注册为农业的人口,很可能实际在工业工作的。所以中国的制造业占比在就业人口和 GDP 当中是极高的。

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使这些占劳动力总就业比例较高的制造业长期留在中国。这些制造业中,由于劳动力成本的逐渐升高,显然有一部分会被转移走。那么通过什么方式,能使制造业在中国长期存在?

日本的做法是,提高整个产业链链条的价值总量贡献,即提升产业链的整体附加值,完成产业链的稳定。

提高产业链上的总体附加值,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做品牌,另一种就是提高技术含量。这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企业,就是华为。

华为既是品牌,又是科技代表。在 2016 年之前,中国从来没有芯片行业,而华为的华为海思在 2016 年排进了全球范围内芯片行业的前 20。相信再过 3 到 4 年时间,华为海思可以排到前五名以内。

如果华为又有品牌,又有技术,又有中高端,又有低端,那么就意味着手机制造业整个产业链,就可以在较长时间和较大范围内留在中国。因为华为的存在,也可以带动和支撑起相关的产业链。

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我们通常称之为产业链上的钉子。它能够在整条产业链上提供足够多的稳定性价值和关键价值,使得产业链被钉在中国。因此,中国现在希望通过这些钉子,解决结构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的问题。

那么,关键性的问题就变为:谁和什么模式能够提供中国供应链的长期增值?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出现巨大的其他问题。这也意味着,如果你在这个维度上做事,基本上就是顺经济结构和顺经济周期的。

中国 5-10 年系统性机遇推演

对于许多行业而言,中国都是或正在变成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消费市场总量已经是全球最大,近 7 万亿美元。这就为中国许多行业出现世界级的消费品牌提供了可能。

用电子产品举例,2015 年时,如果有人说中国会出现世界级消费电子产品品牌,应该没有太多人会相信,但今天,大部分人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没有意识到仅仅 3 年它就成为现实。而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 2000 年之后,变成了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供应链。

而在中国变成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制造供应链之后,智能手机的出现,代表了一次技术转换和升级。同时,中国也成为智能手机最大的消费市场。集齐了这三张邮票,中国就可能出现其中最大的企业和若干年后最大的品牌。

这个预判放在汽车行业也一样。中国在十几年前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国,从 2009 年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车消费市场。而汽车行业的技术转换,就是新能源和电池方向。那么,这三件事在汽车行业集齐,中国将来就可能出现世界级的汽车品牌企业。

虽然这些事目前看起来不合理,但不管是创业还是就业,都值得让你相信,这将会是长周期(5-10 年)会产生出巨大技术企业+世界级品牌的机会。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特殊的国情。一是 1980 年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二是 1999 年开始大学扩招。

到 2018 年,中国高等教育毕业生有约 800-900 万人,占全球高等教育毕业生的 1/4。如何利用全球最大量、相对廉价且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劳动力,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此外,中国拥有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最大的产业链,因此,谁能利用好以上优势,谁的成长性就会大。

以药明康德为例。药明康德的产业叫 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合同研究组织),换句话说就是帮助药厂做药物发现的研究外包。具体来说,就是雇佣一些化学和生物学专业的本科、硕士或是博士生,帮助药厂在实验室里做实验。

这个行业在 2003 年之前,中国在全世界的份额是 0。而现在,临床前的 CRO中国占全世界的 70%。药明康德就是从那个节点开始,经过十多年时间变成了全球最大的 CRO,后来拆分成了 3 个 1000 亿以上市值的上市公司。

综上,在当今的中国,非常难得的是从国家,从政府,从政策到经济结构,到产业链需求,到百姓的生活,到资本市场,到钱的流动性,所有因素都集中到了两三类方向上。

我对创业者的建议非常简单:就是你不要再投机取巧,你就做顺周期,顺结构的事,在这个周期就可以赚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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